廷所一再揭示的，“疆臣办贼，决不可有轸域之分”的要求。左宗棠亦实在 需要李鸿章的支援。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长毛的逋光薮，残兵败将交集结在一起， 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会作困兽之斗，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仗邀击，本是易守难 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
如今长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福真的名号以行， 指挥容易。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
的处境好得多了。
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惟有李 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
州的包围——当然不是象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 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从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
一面，因为不放敌人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敌人，自 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一个纵敌的缺口，正
可以激起敌军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敌人逃生路 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 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
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 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 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
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 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
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 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 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
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 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 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
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 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
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 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朱鸿章的心思与左
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 方面象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 曾军的兴头。
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 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
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长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 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
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 大钱口，以防长毛窜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
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长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 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长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
一起，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钩心 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
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贼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 俘“幼逆”，夺辎重。
湖州终于在七月二十六克复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
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逆”，由宁国 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窜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穷追不舍；其他各军为了
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长毛溃不成军，黄文金死在乱军之 中了。
但是洪福真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 窜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
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 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窜来窜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
事。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促住“幼逆”，置之于法， 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福真未获，就 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辨明了“十万”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语晚为犀利：“至云杭 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
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 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
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 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衍尤。”这段话是所
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 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 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
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 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 过迟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愉：“朝廷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 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
此后公事仍与曾国潘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 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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