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姑且假定作者真是吴宓的“唯一无二的密友”，因而唯有他知道吴宓的某些最隐秘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他拥有唯一无二的发言权。然而，前提是所谓“异姓手足”的神话能够成立。长达三十八年的最亲密友谊，喜欢实录自己生活的吴宓在其日记里不可能毫不提及，吴宓的亲友也不可能毫无耳闻，这是凭常理就可以推断的，作者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不能不预加防范。于是，为了维护所谓“异姓手足”的神话，他必须再编造一个神话，即所谓“吴宓”彻底改造了自编年谱、信札尤其是日记，“百分之百消除了”两人“相识之一切痕迹”，而且据说是用整页改写替换的办法，以至于看上去“天衣无缝”，“恐怕福尔摩斯也找不出半点毛病”。如此煞费苦心地做手脚不能没有理由，作者提供的理由是他有历史问题，两人均怕殃及“吴宓”。他让“吴宓”在解放初首先提出“我两个务须装作从不认识”，以免“添无穷之麻烦”，两人的关系从此转入地下，接着便似乎顺理成章地有了修改日记、销毁“罪证”之必要。作者自以为他的两个神话编得十分巧妙，如同一个连环套：由于我是“吴宓”的唯一密友，所以唯我能得知“吴宓”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彻底改造日记这个秘密；又由于“吴宓”彻底改造了日记，所以我是“吴宓”的密友这一点也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样，两个神话虽无任何旁证，却仿佛可以互相支持，自圆其说。
为了更加保险，作者还有两点预防措施。其一，人们也许会问：关于两人的友谊，作者自己多少留下了一点文字证据吧？针对此一可能的责问，他特地在“后记”中声明：“我劫后幸存，赤条条一身，所有从前的笔记、札记，一切我捉笔落墨的东西，概已乌有。”其二，对于在书中与他和“吴宓”同时出场、因而可以充当两人来往之见证的那些人物，他也有周到的设计，在“绪言”里告诉读者：“这些连带写到的朋友均已先后作古”。
现在好了，凡文字材料均已销毁，凡证人均已死光，张紫葛与“吴宓”的任何交往、“吴宓”对张紫葛说过的任何话都死无对证了？？虽然不能证实，但也不能反驳了，因而可以任张紫葛编造，由他说了算了。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个骗子，为了行骗成功，不惜将一切可能的证人灭口。可惜的是，灭口仅得逞于作者的想象之中，实际上却办不到。困难在于，为了编造与“吴宓”长达三十八年的交往，便不能不涉及并歪曲相应时期吴宓的一些具体生活经历，而了解这些经历的知情人有的还健在，有的早在《祭》出笼前许多年已发表过回忆文字，书中没有提及他们并不等于就能把他们灭口了。
三
关于《祭》书中大量情节纯属胡编乱造，已有知情人据吴宓日记或亲身经历加以揭露，读者可参看季石（《文汇报》5月29日）、唐振常（《文汇读书周报》6月21日）的文章以及祝晓风采写的长篇报道《无法沉默》（即将发表）。在已经揭穿的谎言中，有的极具讽刺性，在这里不妨一提。
作者自云“曾拜门于清进士吴之英先生”，又写得一手“有梁任公手法”的妙文，而因此得以受于右任的激赏，进而结识重庆于府另一位常客、吴宓的嗣父吴仲旗，并在吴仲旗的撮合下与“吴宓”结为“异姓手足”。然而，关于吴之英的生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钱基博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均有介绍，此公在1918年就死了，而张紫葛生于1920年，所谓拜师便成了天大的笑话。“异姓手足”乃是全书的支点，而拜师于吴之英的经历是作者得以结交于右任的王牌资本，在“异姓手足”的缘起中据有重要地位，编造时尚且如此不小心，就更遑论其余的情节了。
在述及“吴宓”改造日记时，作者所举的一个主要例子是：1944年“吴宓”受成都燕京大学之聘，从昆明先乘飞机到重庆，与他“一起相处往还了6天”，而在日记中却改写为坐汽车离昆明，经贵阳、遵义、重庆到成都。作者把“吴宓”进川说成是乘飞机而不是坐汽车，无非是要为两人在重庆的单独相聚腾出时间，为所谓“手足”之情提供又一例证。遗憾的是，他在材料问题上再次犯了粗心的毛病。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至少有三篇文章忆及吴宓的这次进川，其中，关懿娴谈到当时与吴宓在贵阳的相见，缪钺、王树仁谈到当时在遵义浙江大学听吴宓作《红楼梦人物分析》之演讲，缪钺还谈到浙大教师们与吴宓欢聚的情景。作者再厚颜，恐怕也不敢说这些回忆文字是回忆者在《祭》出笼七年前预谋共同作的伪证吧。
上面二例，都是作者翻检资料太马虎造成的明显漏洞，其荒谬既无须核对吴宓日记（姑且假定日记做了改造因而不可靠），也不必知情者现在起而揭发（姑且假定现在揭发会有偏心），即可一目了然。叫人吃惊的是作者的大胆，胡编乱造真正到了盲目的地步。无论大小史实，他都可以信口开河，谬误之处俯拾即是。小者如“代序”中把傅斯年派做吴宓的学生，大者如虚构重庆解放时的盛大入城式。在涉及一般的历史事实时尚且如此，则他在书中把陶峙岳策动42军军长赵锡光起义和张治中营救新疆狱中共产党人的功劳都栽在自己头上，编造自己与周恩来、张治中、宋美龄等交往的光荣历史，也就毫不奇怪了。而对于有案可查的史实尚且胡编乱造，则书中所有那些他相信已经死无对证的关于“吴宓”的叙述，其真实性如何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四
撇开事实的真伪不论，即使把《祭》当作小说来读，其格调之低劣、趣味之庸俗，也是令人不堪卒读。在作者笔下，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他用来为自己增光的名人，他作为朋友描写的人，他仇恨的人，无一人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个个呈猥琐之状。这倒也难怪，既然是随心所欲的编造，其内容当然超不出编造者心灵的水准和所欲的范围。
该书充斥肉麻的自吹自炫，且以开篇十几页为例。在全书开头，作者安排了一个张季鸾引荐他会见于右任的场面，他让于右任对他做出不胜渴慕之状，又让张季鸾和于右任争相对他说恭维话，无非是夸他文章“有梁任公手法”，“功力尤在乎名师之熏陶”。随后，在于右任介绍他与“吴宓”相识时，他又让于右任恭维他“后生可畏”、“将来未可限量”，并让“吴宓”也说出“大作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的奉承话来。接着，他安排了一幕陪同“吴宓”去见张伯苓的戏，戏的点睛处在往返途中：去时挤不上公共汽车，因为站长知道他是市长机要秘书的老同学，便给予特别照顾；返时遇空袭警报被军士扣押，他不可一世地拨通军委电话，“蒋夫人”亲自派车把他接走。书中多此类得意的炫耀，且不论是否实有其事，展露的心态总归是真实的，活脱一副以奔走权门为荣的走卒相。鉴于书首“后生可畏”的预言明摆着落了空，只好在书尾又让“吴宓”来勉励他“大器晚成”。至于到底成了个什么器，他的文章有没有一丝一毫“梁任公行文之妙”，读了这本《祭》便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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