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之后，这种行为倾向更加明显，稍有违者，必重罚不贷，于情理不顾。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为影响大而且深远，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来进行参诊。专家组的成员有：
张宏杰，本咨询报告执笔者。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１９３２年移居美国，１９４１年创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专家组与患者通过漫谈方式，寻找病因。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4）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极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就像在集中营中长大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被环境压垮，反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童年时，他们可能进行过令人同情的不成功尝试，去赢得爱、同情或注意力，但是毫无结果，于是他们终生封闭了对所有温情的需要。他们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们是为“那个算总账的日子”而活着的：到那一天他们将证明自己的高人一等，使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统统尝到痛苦。这种人梦想成为英雄。其实，我愿意称这种人格为傲慢报复型人格。
张宏杰：卡伦虽然对朱先生的人生经历一点也不了解，却推断出他有一个“严酷的童年”。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童年吗？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１３２８年）生人，上头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娘四十二，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生我那天正值栽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鸡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了。
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净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干，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裹了身子。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肉饭，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看，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一个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张被，冷了自己盖被，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可惜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每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每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
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们。那些大户们，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作，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交不起租子，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求他让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给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们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儿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辱。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们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虐小欺老。对佃户的租子，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做“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草木子》卷四）。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朱先生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暴、攻击、虐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朱先生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他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事实上，当初他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他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他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他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他而不是他选择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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