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仅坐车坐轿一项，就为数甚巨。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有些场合总不能徒步参加，隔三差五就要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
道光二十一年中，相关记载如下：
正月，车夫一千文。
三月，车钱六百文。
闰三月，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车钱一千三百。
六月，车钱六百五，二百七，六百，八百，
三百五十，一百八十，车垫子一千三百五。
……
合计为二十三两四钱九分。
除此之外，身为文人，文化消费自然不少。比如这一年的买书等文化支出：
二月，付会文斋、字铺二千文。三月，买《斯文精萃》一书，花去一千文。
闰三月，买《斯文精萃》《缙绅》，二千文。
四月，书钱四百文，买字帖二千文。又付懿文斋书钱八两二钱一分。
……
合计这类花费，道光二十一年为四十二两五钱三分。
曾国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都，数年之间生养了几个儿女，人口日繁，仆妇日增，仆人工资，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更何况父亲及两个弟弟也先后入都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在曾国藩的账簿中，买煤买粮买肉买苦水甜水剃头打辫子赏下人，每月都为数甚巨。道光二十一年他交付仆人荆七用于日常花费平均每月二十千五百三十五文。以此计算，生活日用，一年要花掉一百七十七两九钱七分（当年因闰月，共十三个月）。
通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共花费四百五十八两一钱九分。列表如下：
由此可见，曾国藩这一年最大的支出是基本生活支出，其次是社交和住房。
如上所述，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这样算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三百三十三两五钱四分。
京官弥补赤字的管道通常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入京为官前通过拜客等活动筹集大量资金，或者像刘光第那样由族人资助。二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三是借贷。四是利用手中权力，谋一点灰色收入。
曾国藩在家乡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约两千多两。除去进京路费花去数百两外，尚有大量积余。道光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他基本就是靠这些积余生活。道光二十年，因为入京草创，花去了八百两白银。道光二十一年的支出中，部分仍赖此项。
外官的赠送，是京官沙漠般枯竭的财政生活中不多的清泉。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清代京官与外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只有死工资，而外官们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关系网，所以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名为“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这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如果认真归类，这固然是官场腐败的一部分，但是在官场中混，似乎还没有听说谁会拒绝这笔小小的“灰色收入”。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这只是清代官场诸种陋习之一。即使清贫的京官，逢年过节，也要给座师等人送上节敬门包。李慈铭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
作为一个官场新人，曾国藩资望全无，关系不广，外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在《辛丑年正月记旧存银数》中，曾国藩记载正月这类收入有以下几笔：
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
在《辛丑年入数》中记载从二月到年底的此类收入：
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银四两。
三月初六乔见斋送别敬十六两。劳辛阶送别敬十两。
十四日黄世铭送别敬十二两。
……
通计全年炭敬、别敬等项共计九十七两。
曾国藩到京头两年花费约一千三百两白银，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
在京为官，声誉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你能不能顺利地借到钱。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在外与居乡不同。居乡者紧守银钱，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紧有松，有发有收，所谓大门无出，二门亦无入，余仗名声好，仍扯得活，若名声不好，专靠自己收藏之银，则不过一年，即用尽矣。
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手头银两终于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到这年年底，累计更高达四百两。在这一阶段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在此之后，借钱更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款额最高时达一千多两。
分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收入来源，可以列表如下：
俸禄只能满足开支的四分之一。
从表面上看，“低薪制”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贪污舞弊的前提是手里有可支配的免费或者低成本资源。京官，特别是翰林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里的京官，绝少这样的资源，但是在近乎绝境的经济状况压迫下，许多京官还是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许多京官因此绞尽脑汁，寻找发财门路，甚至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
曾国藩却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他已经发誓“学做圣人”。在曾国藩的资料档案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曾国藩营求私利的记载。这一年曾国藩收入账中只有替人办诰封收入十六两这一笔，算是帮人办事所得的收入。这类收入在当时社会是京官可以获得的半合法收入，不算贪墨所得。
第五节 发誓不靠升官发财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发出这样一番誓言的背景，是入京为官的曾国藩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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