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幕僚赵烈文记载的一幕，见证了他督两江时的辛苦劳瘁：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涤师来久谈。迩得微恙，神气殊乏，会客来请主考入闱茶宴仪节，絮絮不已。余云，小事不必亲躬。师曰，吾非专此而习久已成风气，细大不捐，亦无可托之人耳。（赵烈文又劝）师曰，吾以夙死为乐。君言虽切，无以易吾志矣。
他督直隶，“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虽然抱怨“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他却开足马力，拼尽老命，一年之中清理积案三万多件。此外治河赈灾，惩贪奖廉，都多有成效。
十三
晚年曾国藩的世界观，以天命说为本，而风水鬼神报应之说也并行不悖。他依然相信风水的存在，也相信因风水而得富贵的事实。因为这毕竟是从理学“气本论”原理推论出来的结论，何况还有他另一次“亲身体验”作为证明。
那是发生在祁门县的事。安徽祁门清初中过举人，后来一位江西籍的县令将县城改建在山脚下，从此一百多年没有人中过举。曾国藩驻军祁门时，以县城局促，并无“形胜”，因拆毁城墙。竣工后曾国藩写了四句话：“拆去西北城，岁岁出科名。东南留一节，富贵永不歇。”说来奇怪，此后仅甲子科乡试，祁门县就考中了三个举人，丁卯科又考中了二人。曾国藩由此更加认为，风水之说绝非无稽之谈。
因此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同捻军交战屡遭惨败后，曾国藩推测，这也许是由鄂抚衙门不吉利造成的，敦劝曾国荃移贡院。
但更多时候他更坚信，正如同天命是人不可左右的，能不能得到风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换句话说，风水实际上也是天命。好的风水往往都是得自无意之间，上天注定。有意营求，是难于获得明显效果的。孔子的“天命说”和朱子的“风水说”被他用这种方式统一了起来。他说：
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
他举例说：
吾亲友中，如长塘葛氏既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
究其原因，他认为是既然有意求富贵，则“皆不免以诈力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地则不应也”。
所以他后来虽仍未放弃改葬父母的想法，但是已经不再固执于追求富贵功名的念头，而只要求葬地能使先人遗体免受水冲蚁啮等祸，使先人之灵魂能安宁适意而已：“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寻得大地者。沅弟（曾国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
对风水说的不以为意，从祖母的改葬一事上也体现出来。早年曾国藩虽然说过祖母葬地大吉，万不可动，但后来终于迁到了大界新安冲，与祖父合葬在了一起。
十四
同时他还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特别是同治元年的一次“神秘体验”，更让他相信某种程度上的天人感应的存在。那是同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晚上，他为阵亡的曾国华写铭旌，忽然闻到一股强烈的檀香味，而询问身边人，并无人焚香：
昨日为季弟写铭旌，自外入室，闻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以致诚敬。及至写毕一问，并无人焚香者，殊为可异。
过了半个月，他在家书中又一次谈起此事，认为这证明“神异之不虚”：
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预料九江一军必败，厥后果有三河之变。及昨二十九日写铭旌时，异香满室，余所亲见亲闻，又觉神异之不尽虚妄也。
因此，晚年他继续用鬼神说来解释一些生活现象。他与曾国潢都死了孙子，他认为这是有损阴德的结果：
接沅弟信，知纪渠侄之子元十于六月初四日殇亡，殊为感怆……念澄弟昔年于骨肉根本之地，尽心尽力，而两年连殇二孙，殊不可解。闻弟近年好帮官司，好罚人出钱，好送人关班房，岂有损于阴德耶？抑闻侄妇有不敬其姑之处，神示之儆耶？
他仍然参与一些“迷信”活动。同治六年，江苏大旱，曾国藩迎神于密室，焚香祈祷，下雨之后复出重金还愿。平日在督署，他晚上经常登上内宅的上房，向天拜祷。
然而，在做这些事时，他的心态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希望“有求必应”，他不过是祭神如神在，尽其责任而已。晚年的他，以“浑”为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相互矛盾的各种说法，皆并存于他的头脑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罗列库中，在需要时随手拈来。因为皈依了“天命”，曾国藩对于“功名富贵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一概归之于命，不再像以前那样患得患失。在更多的时候，他对“迷信”之说已经不再那么尊重。在许多事情上，在晚年的他看来都无可无不可。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当金陵久攻不下，军营疫疾流行，曾国葆染病身死时，曾国潢在给他的信中说曾国荃的妻子找人算了命，非常担心曾国荃的命运，要求曾国藩放九弟回家：
科四母子益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说沅弟明年断不可打仗亲自出队，话语颇不吉利。九娣妇母子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谕沅弟来身边办事云云。弟不深信邪说，想兄亦以谓然。因九娣妇再三苦求，是以附呈。
曾国藩得信，甚为恼火，在信尾亲批道：
金陵如何退得？亦无他人可以接手。只好不亲身督队，格外小心耳。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手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咸丰八年之后，他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的批评开始增多。咸丰十年，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在家经常做道场后，写信严厉地批评了他：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由此可见，到这一时期，曾国藩对风水活动已经以批评为主了。
曾国藩晚年多次向兄弟子侄提及祖父的“三不信”，并约为家训：
所欲常常告诫诸弟与子侄者，惟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三不信曰“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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