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官逼民反”这个命定的结局。
作为熟读历史，对人情世故领会颇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宽”并不是毫无尺度的。在软的一手背后，他还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礼的同时，他认真观察着官员们的每一个表现，细心谛听着官僚机器的每一丝异常响动，一旦发现问题，他绝不放过。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申请领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区区几百两银子，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且，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皇帝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小小粘补修理，怎至于用银如此之多？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多支个百十两银子，工部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工部官员不知年轻皇帝的厉害，只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皇帝日理万机，此刻支吾过去，第二天皇帝就会忘了。岂料乾隆登基以来，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骗，他说“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更何况工部欺骗得如此明目张胆。他下旨说，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领，并不交还，查遍工部档案，历来也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朦混，甚属乖谬。”
一番话说得工部官员哑口无言，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此事一出，满朝大臣都震悚一时，对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实录》）
乾隆登基不久，因为他人举报，以“因循不振，不求进取”的罪名罢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这事过去几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见大理寺卿陶正靖，谈完正事，又问他最近朝政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陶正靖就以一副仗义执言的表情说，几年前被罢黜的魏廷珍其实为人清正，没有大过，丢官罢职，处理不当。陶氏所举数条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当即首肯，表扬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过头来，皇帝就开始琢磨陶正靖的动机是否像他表现出的那么纯正。他开始暗暗调查陶正靖与魏廷珍是不是科举同年，或者同乡。一番摸底，皇帝发现魏廷珍与礼部尚书任兰枝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而陶正靖正是任兰枝的门生。皇帝由此认定，一定是任兰枝为了袒护同年，指使门生代为奏请。于是任兰枝被革职，陶正靖被降级。（《清史稿·魏廷珍、任兰枝传》）。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们欺骗的种种伎俩，就逃不过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阅读一份奏折时，一个大臣奏道，他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件坏事，要报告皇上：“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正在写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样。
乾隆会心一笑。这就是地方大臣的“会做人”之处，也是他们“取巧欺君”之处。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官员固然是立了功了，不过同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职失察的嫌疑。为什么人家发现了这件坏事，而你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位大员笔头一转，这样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不觉轻轻叹息，挥笔在奏折上批道：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么会次次那么巧？（《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员对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的评价。
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的下降。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的、合法的、专心致志的，而朋党政治则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处处掺杂进党同伐异的动机。荐举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他们简直就是为斗而斗。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才能在官场中立足，个别想有所作为的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
还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经通过史书，对朋党政治的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他说：“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恶痛绝的这一政治危害又实在是中国政治中最难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执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处理朋党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问题。
雍正皇帝留给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大臣，都是位高权重，才干出群。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雍正后期的内阁首辅，是雍正最信任的满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曾经说过：“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张廷玉则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汉族大臣，任文渊大学士，军国大事，多与参决，被雍正称为“第一宣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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