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却与鄂尔泰素来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尔泰趁乾隆出巡之机，抓黄的小辫子，以黄举荐的一名官员出了问题为由，说黄“滥举非人”，深入追究。为了确保对黄的打击成功，鄂尔泰特意关照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赶在乾隆回京前，审理结案，并提出建议对此人“降二级调用”的处理意见，上奏给乾隆。在鄂尔泰看来，乾隆远在古北口外，批阅奏章应该不会太仔细，定能蒙混过关。
心细如发的乾隆却从不会草率对待任何一份奏折。在古北口外的行宫里，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回京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大臣们指出：“此议甚属错谬。明系与黄平时不睦之人必欲致黄于罪。”并指明是鄂尔泰假公济私：“此案审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题复，希图蒙混批准。这样居心行事，竟出于朕信任之头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将视朕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将办事此案之大学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这是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处罚。这重重的一击使鄂氏清醒了一些，从此谨言慎行，不敢再大肆为自己的党徒办事营私。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鄂氏敛手之后，他的党徒却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作为一名御史，他专门找张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时不明内中奥妙，还以为他为人耿直，颇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动机败露了，原来他弹劾张派大臣时，经常找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发。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尔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明显系党庇门生……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
鄂尔泰闻旨以为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好在皇帝不想让表面上完美的君臣关系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让鄂氏一派一败涂地。他仅命鄂容安退出南书房，在谕旨中说：“若将鄂尔泰革职拿问，而国家少一能办事之大臣。”同时却严办仲永檀，以其“依附师门，暗结党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毙狱中。在这个案子之后，鄂党人物很长时间之内藏身敛迹，不敢再有任何举动。张党亦鉴前车之覆，谨小慎微，处处提防。朝廷之上一时风平浪静，乾隆治理朋党终于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实录》）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变趋势，以鄂尔泰的脾气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肯定不能得到善终，雍正帝生时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终不渝”的包票势必会被乾隆撕破。因为乾隆十三年之后的乾隆已经不再是即位初期那个凡事宽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尔泰福大命大，于乾隆十年（1745年）幸运地病死，总算基本上保全了名节，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得了善终的名臣。
第三章 统治风格剧变——孝贤皇后之殇
乾隆的诸多世界第一中，有一个很有意思：他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诗人。他一生作诗41863首，而《全唐诗》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000余首。乾隆寿命89岁，折合成天是32000多天，除去童年，能用来写诗的不到30000天，平均每天写诗超过一首。世界第一，当之无愧。
一 长恨歌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乾隆作诗，确实“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有时一天可以写十几首。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游览昆明湖，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8首诗，平均7分钟一首。他专门写了一首诗记载这个小小纪录的出现：“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御制诗二集》）然而艺术作品的质与量往往成反比，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诗，从自来水管里一拧就出来的，只能是自来水。由于平均每天写两首诗，乾隆皇帝一生的大部分诗作不过是“分行的日记”，随手记心情、记风景、记事件而已。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乾隆率大臣们游园，诗兴大发，顺口吟道：“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吟到这里，突然卡壳了。幸好刘罗锅在侧，继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才完成了一首御制诗。事虽夸张，却惟妙惟肖地摹写出乾隆许多“御制诗”的“创作”过程。事实上，为了记日记方便，乾隆皇帝什么时间都可以写诗，什么事都可以入诗，为了押韵对称，任意增词减字，创作出了不少中国诗歌史上最没有诗味的“诗歌”。比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曾经写下了这样一首一般人无法读懂的“诗”：
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头两句，对历史特别熟悉的读者也许能猜出大概意思：在巡幸路上，内阁每隔一天送给皇帝一次阁报，通报国家大事小情。今天的阁报上说，十八日北京下了二寸的雨。可是后两句如果不看诗注，任您知识多么渊博，也不可能读懂：过几小时，皇帝又接到了河北地方官的报告，说十九日河北下了四寸的雨。北京所报是十八日的事情，看来当时他们还不知道第二天的雨势更加喜人啊！
当然，任何事情总归会有例外，在写作四万多首平庸作品的过程中，乾隆皇帝也捎带着写出了一些情真意切的感人之作。不过，这些作品大多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悼亡”。比如下面一首：
其来不告去无词，两字平安报我知。
只有叮咛思圣母，更教顾复惜诸儿。
醒看泪雨犹沾枕，静觉悲风乍拂帷。
似昔慧贤曾入梦，尚余慰者到今谁？（《御制诗二集》）
一个独眠之夜，皇帝突然梦到了死去的妻子。悄然而来，蓦然而去，只是告诉皇帝，她在那个世界里过得很平安，嘱咐皇帝不要惦记。除此之外，就是打听婆婆和孩子的情况，叮咛他用心照料。一觉醒来，皇帝已经泪透枕巾，只听到风吹帷幔的声音，更衬托出子夜宫殿的寂寞悲凉。皇帝不禁悲问：当初慧贤皇妃去世后也曾入我梦，不过好在梦中哭醒后，还有你在身边温柔地劝慰。如今，再也没有你这样的人可以安慰我，我只能一个人在漫漫长夜承担痛苦……
这首哀婉动人的诗，真切朴实，不输于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其中透露的情味，更像是愚夫愚妇相濡以沫的平淡至真，而不像拥有三千粉黛的皇帝所作。这首诗证明，乾隆确系一深情之人。
这首诗，就是写给他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的。
爱情是突如其来的。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心中未来的继承人弘历虚岁已满17。如果生活在今天，不过是高二的学生，然而在清代，这正是皇子结婚的最佳年龄。为弘历选妃，其实就是为大清挑选未来的皇后，雍正煞费苦心。
理所当然，新娘出身名门。她比乾隆小一岁，姓富察氏，在汉语里又被译作“傅察”“富尔察”，女真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有清一代，这个姓氏名臣辈出，为清王朝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富察氏的远祖旺吉努追随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颇有战绩，曾祖哈什屯是顺治皇帝的亲近大臣，深得皇帝信任。祖父米思翰在康熙朝主掌一朝财政，父辈兄弟四人皆身居高位：二伯父马齐一度是康熙朝最有权势的满族大臣，大伯父马斯喀也曾任平北大将军，屡立战功。只有官至察哈尔总管的父亲李荣保在兄弟当中官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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