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受的挫折越来越多，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发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地估计了官僚集团的品格。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确实并非偶然，乾隆已经给出过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说过：“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从生，激朕将来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说过：“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综核于将来。”
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认清他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这个日子终于来了，来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宽和仁义的皇帝突然玩了一个大变脸，变成了一头疯狂暴怒的狮子。一时之间，大清帝国内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风。
皇后之丧中那几个掉脑袋的官员并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陕总督庆复等人奏报，四川金川间瞻对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抢劫官兵银物，“实非用兵不可”。乾隆于是派兵征剿。
圣旨一下，两万大军齐集川北。乾隆要求将领们“歼灭根株，为一劳永逸之计”，彻底打掉这个为患多年的匪区。
不料战争的进展远远超出乾隆的意料。清军严重缺乏高海拔地区作战的经验，表现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万，耗银2000万两，还是屡屡失利。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连剃个头都成了死罪，更何况兵败失地！金川战争前后三任统兵大臣庆复、张广泗、讷亲都在劫难逃。按理说，这三个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别是讷亲，他是康熙皇后的亲侄子，乾隆皇帝亲手提拔的首席军机大臣，乾隆曾说他“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么“功臣”“皇亲”“朋友”，只有一个个“辜恩枉法”、办事不力的“奴才”。张广泗被处斩。讷亲被赐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军中自己抹了脖子。庆复则被赐了条白练，悬梁自尽。
从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弃了“以礼治天下”的梦想，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于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乾隆十四年秋审朝审，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均即处死。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也不免归于一死。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寿，按常规，这两年死缓犯一律不处决。然而乾隆宣布，贪污挪用的官员不在不处决之列，宁可破坏大庆的气氛，他也要置贪官于死地。
对于贪污官员，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过的老武器，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
对待民众反抗事件，他的处理也分外严厉。乾隆十三年，福建发生老官斋教案，乾隆说：“此案务须……痛绝根株，以绝后患。不但首恶，不可漏网，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遗蝗蝻种，深为地方之害……其余逆党，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发生民众骚乱，他指示说，“所获的要犯杖毙数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题”，使自己的统治加入了明显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顿军纪。鉴于金川战争的不利，乾隆特别宣布，凡关系军务的犯人，更要从重处理，“不少假借”。凡武职官员，临阵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级。金川战争进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认识到清朝武装力量的废弛，因而力图整顿。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锐营，训练强兵劲卒，自己经常前去检阅训练。（《清高宗实录》）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或者说严厉的班主任与小学生的关系。下面的小学生稍有小动作，额头上就会遭到老师的粉笔头。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他动不动斥责官员们“妇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无论是在语言风格，还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对雍正当年的重复。在实践中，他的严猛程度则超过了雍正。“他之所以后来名声远较雍正为好，一是因为初期刻意树立的宽仁形象不会立刻被人们忘掉，另一个，是在君臣关系上，他并没有像雍正那样大搞阴谋欺骗，大搞神道设教，使臣民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进入中年之后，皇帝对大臣们的观察越来越细，批评和警告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为伪稿案办理不顺，指责外省大臣说：“外省办事习气，多涉虚伪”，“朕于各督抚所办事件，虽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陈世倌在山东置买了一批田地。陈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谓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儿女亲家，在山东买地，是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势力永远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侦知，皇帝十分恼火，不顾陈氏为爱新觉罗家族办了一辈子的事，对他大加折辱，说：“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陈世倌立刻被革职，乾隆还特别嘱咐：“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山东居住。”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一般无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评官场中调和模棱风气时，评价了所有的现任总督，并且指出，现在他对全国主要官员的脾气性格都已经有所了解，不会再受他们欺骗了。他说：“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匙。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两江总督）惯用此术，方观承（直隶总督）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惟策楞（四川总督）、喀尔吉善（闽浙总督）、黄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衮（两广总督）亦不至此，硕色（云贵总督）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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