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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_张宏杰【完结】(23)

  二 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

  虽然把臣术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进入乾隆时代,张廷玉还是感到了一丝丝凉意。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年轻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亲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驾驭清帝国这艘航船的高难技巧的乾隆,开始越来越注意打击朋党。而打击朋党的要诀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千方百计地造成他们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无援的姿态面对强大的君权。

  而所谓“擒贼先擒王”,打击朋党就必须从打击朋党的核心人物入手。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须从贝壳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样。只有让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党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开始,皇帝就不断地打击性格傲慢、行事张扬的鄂尔泰。同时,皇帝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张廷玉的观察和挑剔。幸亏张廷玉平时对于朋党嫌疑懔如临渊。作为官场中人,人际往来谁也无法避免,特别是作为相国,他的家是京城人际交往的中心。“薄暮还寓,则宾客门生,车驾杂沓,守候于外舍者如鲫矣。”(《清稗类钞》)但张廷玉绝不轻易帮人说话,也绝不轻易介入人事纠纷,而是听从花开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郎潜纪闻》)他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则谨守本分绝不发言。有人因此指责他说:“如张文和(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郎潜纪闻》)连乾隆皇帝都说他过于谦抑,说“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在与鄂尔泰的斗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也始终不争不怒,打太极拳。正因为如此谨慎,所以在鄂尔泰连连受到指责和处理时,他却安然无恙。

  然而,鄂尔泰死后,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他不想成为朋党领袖,但是身处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主动要投靠他的人如蝇之附,驱而不走。同时,身处官僚政治的利益场中,他再摆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态,也无法完全掩饰自己手中巨大权力的偏向。几十年间,他私下办的事,偷偷送出的好处也车载斗量,虽然手腕高明,毕竟不是完全没有形迹。所以,虽然皇帝的大棒一直没有落下,张廷玉心中却无时不处于紧张之中。他知道,统治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恩义的。虽然自己给乾隆的父祖卖了几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击起自己来并不会手软。

  张廷玉感觉,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时间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张廷玉确实是大清帝国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他头脑中装着大清帝国官僚体系中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和使用记录。那个时候的乾隆一天也离不开他。不过,乾隆七年(1742年)以后,皇帝对他的倚重却越来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咨询。皇帝已经不再那么需要这样一个活档案。雄心炽烈的皇帝急于进取,而张氏“稳重和平”“八面玲珑”的个性已经不太适合一个大刀阔斧、除旧布新的时代。

  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岁的讷亲为军机大臣。讷亲是青年权贵,初获任用,就位列于张廷玉之前,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这让张廷玉心中有些不舒服。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月,皇帝说“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阙,未免过劳,朕心轸念。嗣后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这实际上是宣布,张廷玉不再参与核心机密,讷亲将独自面承圣旨。很显然,张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实际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这个决定不是没有理由。自然规律是不能抗拒的,虽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称,但从乾隆三年(1738年)起,张廷玉已明显感觉自己有些老了。乾隆三年他在给乾隆请辞兼摄吏部的奏折中说:“今犬马之齿六十有七,自觉精神思虑迥不如前,事多遗亡,食渐减少。”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来越吃力,写字时手也开始打战。年龄的增长使他在政治钢丝上走得越来越费力了。乾隆十一年,他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这对他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备觉伤悼,身体一下子大不如前。各种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上身来。这种身体状况显然已经不适于承担帝国政治中枢的繁重工作了。

  在这种情形下,皇帝对朋党政治的大力打击,就如同在张廷玉头上悬起了一把沉重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有可能落下来,让一辈子没有犯过错误的他陷于大戾。一是自己门下任何一个官员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牵扯进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涂,“错误耽延,在所不免”,让皇帝抓到自己的辫子。

  凡事过犹不及。张廷玉的官已经做到了极致了:身仕三朝,功名利禄达到极致,张家一门也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两个弟弟张廷璐、张廷缘分别官至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两个儿子张若霭和张若澄也都入值南书房和军机处,参与机要。“一门之内,朝绅命服,辉映闾里,天下荣之。”为官如此,夫复何求?

  臣术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平安降落。没有这一条,那么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因此,退休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在张廷玉心中。

  乾隆十三年正月,张廷玉进宫出席皇帝为近臣举行的一次新年宴会,宴会后他得到与皇帝私下谈话的机会。乾隆十一年以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机不可失,他趁皇帝情绪不错,提出自己“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里”。

  张廷玉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皇帝会痛快地批准他的这个请求。

  没想到,皇帝拒绝了他。乾隆从来没有想到一贯勤勤恳恳的张廷玉会提出退休的要求。虽然张廷玉已经不能承担繁巨的工作,但毕竟他的政治经验还是十分丰富的,在朝中作为顾问,对大清政治不无裨益。因此,皇帝回答说:“卿受两朝厚恩,并且奉了皇考的遗命,将来要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就是说,你死后享受配享太庙,和皇帝一起吃冷猪肉的最高荣誉,生前怎么能贪图逸乐?

  只有功高盖世、纯无瑕疵的名臣,才能“配享”太庙。一旦得到“配享”之荣,必然永载史册。因此,获得这项殊荣的人就应该死而后已,为国家贡献出全部力量。

  素来缜密的张廷玉对皇帝的这个问题已有所准备。他叩了一个头,引经据典回答说,七十悬车,古今通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有及时退步,才能保此身荣。况且宋明两朝也有享受配享荣誉的大臣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允许刘基回了老家。

  这句话,让皇帝一下子不高兴了。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臣节”要求最严的皇帝。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乾隆希望自己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同时,他也认为每个大臣都应该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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