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了一辈子臣术，最后还是一败涂地。经此打击，张廷玉彻底灰心丧魄。他日日兀坐家中，终日不发一语。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家中苟活了五年，张廷玉终于死了。
消息传来，乾隆也感到一丝悲痛。毕竟他们君臣相处了十四年，回想起张廷玉一生的所作所为，他感觉自己对张廷玉确实苛刻了点。毕竟，张廷玉为大清辛辛苦苦工作了近五十年。皇帝做出眷念老臣之姿态，宣布宽恕张廷玉的一切过失，仍然命他配享太庙。恤典如常，谥文和。太庙那块冷猪肉，皇帝恶作剧般反复折磨多次后，终于又摆到了张廷玉的嘴边。只不知张廷玉是否死后有知。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皇帝写了一系列怀旧诗，怀念自己驾下的五位大学士。其中关于张廷玉的一首诗曰：
风度如九龄，禄位兼韦平，
承家有厚德，际主为名卿。
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
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
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
以此蒙恩眷，顾命配享行。
及予之莅政，倚任原非轻，
时时有赞襄，休哉国之桢。
悬车回故里，乞言定后荣，
斯乃不信吾，此念讵宜萌。
臧武仲以防，要君圣所评，
薄惩理固当，以示臣道贞。
后原与配食，遗训敢或更，
求享彼过昭，仍享吾意精。
斯人而有知，犹应感九京。
在诗注中解释最后两句时，乾隆说，张廷玉虽有过，余仍不加重谴，仍准以大学士衔休致。及其既卒，仍令配享太庙。余于廷玉曲示保全，使彼泉下有知，当如何衔感乎？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张廷玉虽然犯了错误，我仍然没有严厉惩处，仍然准许他以大学士的官衔退休。及至他去世，我仍然令他配享了太庙。我对张廷玉如此优容保全，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怎么感激涕零？
第五章 盛世之巅
一 “以民为本”
除了驱敌拓土之外，平定新疆战争的另一个意义是它的标志性。它标志着乾隆盛世达到了“全盛”，也就是基本完美无缺的阶段。中国历史上这最后一个盛世，人们通常称为“康乾盛世”。事实上，康熙和雍正的统治还称不上完美。直到乾隆新疆战争之后，清王朝在各个方面全面实现了对历史的超越，进入无可挑剔的“全盛”。
虽然对官员严酷苛刻，但乾隆对平民百姓却十分仁慈。这一点与朱元璋非常相似。
乾隆的天性中，有继承自母亲的善良。小时候宫中小动物死亡，他经常会泪流不止。雍正在遗诏中称乾隆“秉性仁慈”，并非虚誉。雍正甚至因此一度担心乾隆是否过于仁柔，以至于不能胜任皇帝这个职务。
从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农”“悯农”思想牢牢地刻进了乾隆的脑海里。虽然生长于深宫之中，他却对农民生计之艰辛有颇多了解。学生时代，他写过许多首以“爱民”为主题的诗歌。严冬之夜，他倚坐在紫禁城暖阁的炉火边，听着窗外北风呼啸，蓦然想起城外茅屋里的穷人会怎么熬过这个寒夜：“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唏嘘愁未了。”
随父亲外出谒陵打猎时，他看到农民正在地里秋收，挥汗如雨，遂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即今丰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为政者，仁民最先著。”
这些诗歌中的拳拳之意，较以写悯农诗著名的李绅等并不多让。虽然在学生期间形成的许多政治理念，在后来漫长的政治实践中被大幅修正，但悯农重农思想，却始终如一。直到乾隆五十三（1788年）年，年逾古稀的皇帝还亲笔临摹了南宋画家李迪的《鸡雏待饲图》，然后命刻印多份，发给各地官员，让他们“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因为对民生的关切，所以乾隆对水旱灾荒特别关注。各地的天气和收成时时牵系着乾隆的心。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为灾情而流泪。
有一年，安徽太湖县受灾，灾民在野外掘野菜时掘得一种“黑米”，数量甚大，掺在其他粮食中，可以用来充饥。乾隆得知后，命地方官把这种“黑米”呈上一些，自己亲口尝试后，不禁潸然泪下：
挖蕨聊糊口，得米出不意。
……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
……
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他把这些“黑米”分别寄给几位皇子，让他们了解民间疾苦。
乾隆多次说，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告诫地方官员“第一应戒讳灾之念”。他当政几十年间，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向来督抚中失察挂误处分，朕常加宽免。或有讳灾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乾隆元年（1736年），他即位不久就因隐匿灾情不报，而罢了甘肃巡抚许容的官。乾隆七年（1742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也因汇报灾情不实而受到皇帝的严厉申饬。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大水。大雨一连下了七昼夜，德州居民扶老携幼，纷纷攀登城楼，在城墙上生活多日。由于城中乏粮，百姓饥困，哭声震天。
其时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员山东督粮道颜希深出差到省城办事，城中没有主事之人。虽然官仓中有粮，也无人敢决定放赈。颜希深七十多岁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听到饥民的啼哭之声，询问署中人员为什么不放粮。署员说，放粮乃是国家大政，必须等颜道员回来后奏请上级批准才行。否则擅动仓谷，处罚极严。不但要丢官，还需要补赔。
何老太太闻听，勃然大怒，说：“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乎？况德州距离省城甚远，如果等我儿子回来，再经详奏核复，那么数十万灾民都将成饿殍矣！你们无须忧虑，马上开仓放赈，以解倒悬。如果将来朝廷怪罪下来，一切由我儿子承担。如果要赔偿，我愿尽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偿。”
在老太太的力争下，仓库管理人员终于打开了粮仓，数十万饥民得以全活。
消息传到省府，山东巡抚非常震惊。他们以擅动仓谷，蔑视国家体制，加以举报。皇帝得知此事愤然批道：“有这样的贤良母亲和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巡抚不但不举荐，还要弹劾，怎么能鼓励那些为国考虑者！”皇帝降旨，已动用的仓谷，准许作为正项开销，无须赔补，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从此，皇帝对颜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颜氏也因此仕途通畅，一路飞黄腾达，很快高升到督抚之高位。（谢骥《论“颜氏文化”的三大亮点》）
正如同对颜氏母子的特殊处理一样，凡事斤斤计较、察察为明的皇帝，独独对赈灾中的跑冒滴漏“难得糊涂”。发生灾害时，他宁肯地方官报得严重一点、夸张一点，因而发生冒赈、滥赈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们赈灾不力，因此他多次说“办赈理宜宁滥勿遗”。对于那些舍不得花钱救灾的地方官，乾隆深恶痛绝。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区受灾，巡抚阿思哈舍不得动用国库银两，就劝富户出钱救灾。皇帝十分生气，说：“此奏实在卑鄙错谬之至，朕实骇闻。”不久就罢了他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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