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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_张宏杰【完结】(52)

  朝鲜使者在他访问东北后写作的《建州见闻录》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去!”

  “出征之时,满洲人无不欢跃。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专为财物故也。”

  在实力壮大到可以征服整个中国之前,满族人的最大志向不过是掠夺内地的金帛子女而已。明崇祯二年(1629年)至十六年(1643年)的十五年间,满洲皇帝皇太极组织了五次声势浩大的抢劫。他们绕过山海关,从北长城的缺口袭入汉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数省。每一次都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海。1639年那次,满洲士兵屠城济南,留下了十三万具尸体和被洗劫得空无一物的城池扬长而去。

  满洲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重义轻利”,还不懂得装出一副“吊民伐罪”的大义凛然状。他们丝毫不为自己的物质欲望脸红,不为自己的凶残野蛮可耻。每次回来,都得意扬扬地大肆显摆自己抢来的东西。比如第五次抢劫凯旋后,领兵的阿巴泰等奏报如下:

  臣等蒙天眷佑,皇上德威,率大军直抵明境,至兖州府,莫能拒守。将明国鲁王及乐陵、阳信、东原、安邱、滋阳诸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数千人,尽皆诛戮。计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击败敌兵三十九处。所获财货金万有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缎衣裘衣万有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有奇;整角及角面千有六十副;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有奇……

  汉地之人,在他们眼里,则不过是一群类似牛羊的猎物,他们在挥刀砍杀驱逐时,心中并没有丝毫的怜悯。甚至,在他们抢掠回来的报告中,多数时候是把汉人和牲畜混报的,比如天聪七年(1633年)九月,“往略明山海关贝勒阿巴泰……奏报俘获人口及马牛驴四千二百一十有三”。第三次抢掠回来后的报告是:“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元年(1636年)九月“往征明国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奏言……遂直入长城,过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八年(1643年)七月,征明克捷,“共俘获人畜九十二万三百”。以至于后世的史学家为区分开人与牲畜的数字头痛不已。

  据历史学家估算,入关之前,满洲人至少掠夺了二百万汉人做奴隶,这些人相当一部分死在被驱赶入关的路上,其他幸存者则给满族人作牛作马。

  清人成功入关之后,满洲人“尽族西迁”,争先恐后到内地去直接吸吮汉人的膏脂。史书屡言清人“罄国入关”,据说整个民族的西迁“几经三十五六日,男女相继,不绝于边”。到了北京,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圈地”。名义上说是把“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强占汉人的产业。史书记载,最强横的圈地过程中,“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史惇《恸余杂记》)他们掠夺北京附近汉人土地的数量十分惊人。如遵化州由于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是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清初诗人方文有诗云:“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北游草》)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状况。大量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此时的满洲人对内地人民所怀有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抢劫心态。

  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清政权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康熙皇帝亲政之后,断然命令永远停止圈地,并且大力推动满洲人放弃奴隶制。康、雍、乾三代的高效统治,使中国人安享了一百多年的太平。

  但是,历史毕竟是抹不去的。汉人内心的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泯灭。一旦想起往事,任何一个汉人不免都会心绪难平。

  而满族皇帝也因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而心虚不已。他们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债太深。这些血债在任何时候,都是点燃汉人反抗情绪的火种。

  所以他们急于毁灭证据。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在这些字纸炉中灰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乾隆对销毁工作的认真执着几乎达到了变态的程度。那些不法书籍,今日在我们看来,许多其实都被禁得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大部分有“反清内容”的书,今天读来,也没有多大“毒性”。可是乾隆却视如大敌。他唯恐这样的精神污染物“扩散”,污染任何一个其他人。他规定,所有有违碍的书籍,为了防止扩散,都要“封固进呈”。也就是说,发现之后,立刻密封,不得使其他人看到,迅速送往北京。

  许多官员头脑中的这根弦没有乾隆绷得紧,暂护贵州巡抚韦谦恒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这些图书数量太大,何必费人费力千里迢迢送至北京,不如在本地直接销毁。他请示皇帝说:“将原书封固,发还书局,俟奉到圣谕,即率同司道等官传集绅士焚销。”意思是说,等皇帝批复一到,就把全省官员和绅士传来,一起观看焚书,可以起到很好的现场警示教育作用。不料乾隆接到这份请示后大为光火,朱笔连批带抹,痛骂他“何不解事,糊涂至此”!“所办实属乖谬”!

  皇帝为此事专门发了一道上谕,再次强调:

  贵州等地文化不发达,百姓心思幼稚粗鲁,这些不法书籍也许不会出现私下传播的情况。至于江浙等省,人们一听到有禁书,一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千方百计会弄来偷看,甚至私下广为传播。韦谦恒你本身是江南人,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知轻重,至于如此,看来你是一个糊涂不晓事的人,难堪大任!

  韦氏竟因此区区小事丢了官。

  皇帝因此重申:

  各省查办违禁之书,屡经传谕,令各督抚检出解京,并经朕亲行检阅,分别查销。

  乾隆朝“消灭记忆”运动,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以致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估量所承受的文化损失。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其余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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