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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_张宏杰【完结】(72)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

  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名字、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掸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

  对于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变态发展成为常态。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这些读“四书五经”出身的朝廷命官,无一例外廉耻丧尽。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罪行,居然无一拒绝,反而争先恐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也大抵可以想见。乾隆皇帝也不禁叹息:“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其次是地方腐败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腐烂已经蔓延到政治中枢。

  王掸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掸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派人查粮,被甘肃官员所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两个亿。皇帝一直没弄明白这样大的家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皇帝才恍然大悟。腐败蔓延到首席军机大臣也就是总理级别,这个国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严格按大清律查处,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要掉脑袋,那么甘肃省政府运作会立刻瘫痪。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掸望和王廷赞等五十六名贪官正法。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贤良祠。

  在所谓盛世之中,发生如此巨案,已经丢尽了朝廷的脸,没想到此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加不堪的笑话。

  处理完王掸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郁闷、气愤难平,另一方面心里也有一个隐秘的期待。原来,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寿之时,王掸望曾经向皇帝进贡了一份厚礼,几乎件件精美绝伦,其中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极佳,造型别致,皇帝喜欢不已。只不过,皇帝收受礼品,有进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后,皇帝才忍痛割爱,将这两样东西退还给了王氏。退回之后,皇帝却有些后悔,这两样东西的样子日日浮现在眼前,让他牵挂不已。

  这回好了,起码通过抄家,这两样东西又可以进宫了。而且以王掸望之贪婪,家中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好的奇珍异宝。

  抄家的结果汇报上来,王氏原籍山西阳曲、临汾二县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铺面房三十三间。地一千零九十五亩,当铺一座,共估值银九万八千五百四十八两五钱。此外还有金器近四百两,珍珠五千余颗,玉器四十三件,铜器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

  浙江任所的好东西更多。乾隆皇帝特意命闽浙总督陈辉祖细细查抄,报上来的结果是抄出银九万余两,金叶、金器、金锭、金条近五千两,金珠宝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皇帝迅速下旨,将这些金银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内务府。

  一个月之后,数十辆大车抵达京城,几百个箱子在皇宫内堆如山积。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悦,亲自开箱验看。然而,一个又一个箱子打开,却始终没有发现那对玉瓶和那座玉山子。就是其他珠宝,也大多是设计老套,做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员记录的第一手档案呈上,一样一样细细查对。不对不要紧,一对之下,皇帝大惊失色。原来,抄家册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宝根本没有运进京里,而上面没有的东西,在皇帝面前却多出了八十九样。

  很显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财宝调了包!

  这简直是有史以来从没听说过的奇闻!谁人这么大胆,敢当面偷骗皇帝的宝物?

  气急败坏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两名大臣阿桂和福长安,放下手头的河工重务,星夜兼程赶往浙江,会同闽浙总督陈辉祖查办此事,严令他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皇帝推测,大抵是经手的小吏甚至仆从们无知者无畏,一时利欲熏心,做了这惊天大事。

  查出来的结果又让皇帝大跌眼镜:见财起意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堂堂闽浙总督陈辉祖!原来王掸望所搜罗的宝物令陈辉祖垂涎不已。此人平日贪赃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胆子越来越大,对欺骗皇上这样的大罪也视如平常。调包时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册,以致不幸败露。

  陈辉祖当然难逃一死。不过皇帝和大臣为了争夺一个犯官的财产,一个急赤白脸,一个形同鼠窃,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难得的荒唐镜头。

  六 君臣赌局

  按理说,王掸望案这样严重的案子发生在眼前,应该足以惊醒皇帝的盛世迷梦。事实是皇帝仍然浑然不觉。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势:形势总是大好的,成绩总是主要的,问题总是局部的。他多年经营的江山,是铁打不破的。虽然乾隆晚年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皇帝仍然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经过发现和处理,就已经解决了。

  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是他老到昏聩了吗?不尽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

  “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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