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对属国的数量多少都十分重视。
中国人想象的世界是，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国家环绕在中国周围，都沉陷在野蛮愚昧之中。因此，中国愿意怀柔远人，向四周“传播声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而四周明白事儿的夷人大都“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国来参观学习，学习先进文化。
来了自然不能空手，他们带着本国最好的土特产，恭恭敬敬献给中国皇帝。这标志着他们向先进文明的致礼，也标志着对中华帝国的臣服。这些国家就叫朝贡国，又称属国。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标志。中华帝国的属国越多，就证明帝国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过册封，赐予四周小国以合法性地位。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国的捧场来证明。历代王朝都热衷于展示自己的光荣伟大，以吸引周围国家前来朝贡。
大清王朝的属国数量自然也不少。因为中国与属国的关系根本上是礼仪性的，中国是君，外国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部来划片儿管理。东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鲜、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挝）、暹罗（即泰国）、苏禄、缅甸，以及西洋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厅（即意大利）等，归礼部管。而归理藩院管辖的，主要是西北陆上属地及国家，比如哈萨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中国人一厢情愿中的“属国俄罗斯”等等。
一般来讲，在进贡国名单上增加一个新名字绝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计遣使招徕，就要大动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属国数量在乾隆年间增长最速，主要是因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击败准噶尔，这一战使“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均“同属内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清史稿》）
而如今，既没用大清帝国出兵，又没有遣使，数万里外大西洋上的从不知名的英吉利国就“远慕声教，倾心向化”，主动前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中华帝国文化影响力的有力证明吗？这难道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吗？这难道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桩大喜事吗？
何况这个新的“臣仆”将为皇帝贡献许多奇珍异宝。那篇禀文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
依惯例，海上达到的外国贡使一律由广州上岸。皇帝回复两广总督，特别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陆：“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清高宗实录》）
其实英国人并非是中华帝国的陌生客人。他们来到中国海边已经几百年了。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大清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国之一。
自古以来，英国人就一直被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国人卡波特就企图打通前往中国的航路，可惜没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澳门，才标志着中英交往的开始。
从那时起，中英间就建立起了贸易联系。不过当时的明朝官员并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看他们一样是红头发蓝眼睛，以为他们是荷兰人，所以将他们也称作“红毛番”。在中国人眼里，荷兰是当时海上最强的国家。
其实世界大势早就发生了变化。16世纪末起，英国相续击败西班牙和荷兰，实现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贸易中，英国人同样后来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兰和西班牙，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力军。中国茶叶风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国商人的功劳。
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输往欧洲。然而在此后100余年间，欧洲人并没有对这种新饮料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中英贸易兴起后，经过英国商人的大力推介，茶叶逐渐成为欧洲人客厅里的时尚，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着迷。从1685年到1759年，70多年间，英国从中国每年采购的茶叶数量从8万多磅增长到269万磅，增长了30多倍。茶叶也已经成了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最大宗货物，占了欧洲人从中国采购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国人因此成了对华贸易的绝对主力。1764年，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总值为191万两白银，而其中英国所运为121万两，占63.3%；而当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总值为364万两白银，英国人购买的为170万两，占46.7%。及至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则占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
可是中国皇帝与中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英国人仍然如明末一样，与荷兰人一直都被称为“红毛番”。对这两种“红毛”之间的关系如何，连与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于前几年刚刚修订的《大清一统志》，记载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却竟然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外贸伙伴。
中国皇帝何以闭目塞听如此？
其实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记性不好。对于这个英吉利国，他本来应该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个中文名叫“洪仁辉”的英国商人，自称“英吉利四品官”，说有要事，要进京告御状。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来惊动了天津知府。充满好奇心的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进行了拜会。洪仁辉操着流利的中文对他说，他们本来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贸易过程中，受了许多欺负，因此想找中国皇帝评评理。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出过的奇事。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夷人进入天津。但是头脑灵活的他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对洪仁辉表示，听了洪氏的讲述，他十分同情。他会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但是替一个外国人“越级上访”，他要冒着被革职的风险。
所以，灵毓悄悄伸出5个手指头。如果没有5000两白银的好处，他不敢做这样的事。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之所以自称四品官，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虽然对中国官员的腐败十分熟悉，洪氏还是觉得5000两实在太多了。他与灵毓讨价还价，最后谈定的价格是2500块西班牙银圆，先交2000，事成之后再交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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