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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_张宏杰【完结】(80)

  根据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种名目,总计1950两白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四,奉旨查办广州海关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列举了粤海关对外商收的种种“陋规”。

  外商船舶到达中国后,要想上岸,要给各级官员交纳以下礼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三十二两;

  官礼银六百两(法兰西加一百两,苏喇减一百两);

  通事礼银一百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

  稿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内八钱掌按小包);

  单房规礼银二十四两,贴写二两,小包一两;

  船房丈量规礼银二十四两,小包一两;

  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六钱,又规银一两;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押船家人银八两;

  四班头役银八两三钱二分;

  库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一钱;

  算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二分。

  在中国采购货物,想要离港,要交纳:

  管事家人收验舱放关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收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四两;

  稿房收礼银一百一十二两,贴写二十四小两,小包二两;

  稿房收领牌银一两,小包二钱;

  承发房收礼银四十两,小包一两四钱四分;

  单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船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票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六两,小包一两;

  算房收礼银一两,小包五钱;

  柬房收礼银十六两,贴写一两五钱,小包七钱二分;

  签押官收礼银四两,小包二钱;

  押船家人收银八两;

  总巡馆水手收银一两;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折》,见《史料旬刊》)

  这张清单是新柱简单调查后所列,而实际所收的,远比这些还要多。

  广州海关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有垄断权,外商必须通过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二是外商没有申诉权。中国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只能通过十三行代转,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外国人反映问题的权力。

  数十年来,英国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实上,前两年,一贯敢于冒险的英国人曾经尝试过到中国别的地方开展贸易。

  康熙年间,大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对外贸易,在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设立了四个外贸口岸。不过,外国人还是按明末惯例,只在广州贸易。宁波等港口作为开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国商船登陆的纪录,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在受不了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克扣,壮着胆子,北上宁波直接采购茶叶和丝绸。

  多年没见到外国人的宁波官员和商人对洪仁辉等人很热情,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在这个成功的开始后,英国商人来宁波越来越频繁。

  然而两年过后,风云突变。“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当他(洪仁辉)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做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原来,频繁到达的英国船只让地方官很不安。他们上报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来。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诀就是收紧缰绳,强化控制。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要归拢到政权的罗网之内。大清王朝的千秋万代,固若金汤,是他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虽然重新启用宁波等港口,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是却给帝国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就让百姓多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窗口。所以经过权衡,皇帝向地方官员下达谕旨:

  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固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清高宗实录》)

  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依旧只能在广州进行。

  刚刚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却不想再回头,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对他们实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人又发明了新式纺车,纺织业异军突起,带领整个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机器的大量采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由来已久的依赖。而在这一年,乾隆进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全世界。从1698年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全球通史》)

  由于十三行的限制,多年来中英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茶叶越来越成为欧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问题是,贸易的本质是交换。用什么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是一个让英国人极为头痛的问题。英国本土出产的商品,很少能通过十三行在中国打开销路。从1786年到1829年,英国人八次把棉纺织品运到广州,结果都销路不佳。1821年那次英国商人带来英花呢4509匹,剪绒与天鹅绒416匹,在广州市场上拍卖脱手,结果赔本60%。(《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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