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要求结束公行垄断，而《南京条约》第五条取消公行，任由英国人自由贸易：“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马戛尔尼要求中国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按照中国宣布的关税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条约》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当然，《南京条约》在马戛尔尼的要求之外，还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国人以后来中国可以携带妻子。如果说其他各条都是在英国人的炮舰威胁下应允，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的话，只有这一条被中国官员认为对中国很有好处。负责谈判的中国官员耆英对皇帝解释说，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严禁外国人携家眷居住广州，“立法本严”，但现在看来，这一规定也有弊端。因为外夷之所以难于控驭，正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无所系恋。性压抑使他们脾气暴躁。现今允许外国人带老婆住在中国，那么他们就会听话得多，因为“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请，即以暗柔其性”。英国都是女人说了算，用妇女的温柔改变英国人的性格，以后就好打交道了。
这番高论令乾隆的孙子道光连连叫绝，立马批准。
三 帝国的遗传基因
1960年八九月间，对英使团出使中国这段历史有专门研究的法国汉学家佩雷菲特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考察。回忆这次中国之行，他说：“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他在中国几乎看到了马戛尔尼们写过的一切：
……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他说：
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他发现：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当然，从1960年到现在，确切地说，从马戛尔尼时代到现在，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马戛尔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访华，恐怕会修改自己的结论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说自己无求于人。我们已经张开怀抱，做出了拥抱世界的姿势。外国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受到的不再会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见的热情。中国的外表也已经变得五彩缤纷，蓝和灰统治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还是会有许多令他们十分熟悉的东西。或者说，中国的外交传统中，有许多千年不变的核心成分。
他们会遇到一样热情淳朴的百姓。
虽然统治者对外国人的来访有种种险恶的估计，但从乾隆时代起，老百姓们就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而来，向中国的统治者致敬的。英国人记载说，“下至中国的兵士和水手们都对客人彬彬有礼，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自招待热诚。整个使人感到我们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从很远地方来向他们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们的地位虽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应有的喜悦情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他们会遇到一样铺张的招待。
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贫困，财政如何困难，招待外国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统治者，这绝不是难事。葛剑雄先生说：“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
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乾隆前后连续多次下达详细的谕旨，亲自认真安排这次对外宾的接待工作。
为了更好地接待英国人，皇帝特意任命长芦盐运徵瑞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此次接待工作。为此还特别为他加恩晋爵，赏戴花翎。
英国人刚刚出发不久，皇帝就命令军机处拟定了一套详细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这个方案记录在清宫档案的《上谕档》册中。
在估计贡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对接待的原则做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唎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因此，当使团的船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他们发现两名朝廷命官携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数量：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一千个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仅仅是一个见面礼。在后来的行程中，中国人的慷慨一直让他们吃惊。使团的总管巴罗说：“我们至此所经历的款待、重视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当东则说：“大量丰富的日用品不但供应到全体团员，而且普遍供应到使节团的所有技匠、卫队和仆人。看来中国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费以求尽到对于使节团的豪华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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