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第一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军饷问题。
湘军不是经制之兵，军饷一直是曾国藩最头疼的问题。当湘军顿兵南京城下之时，曾国荃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
为了保证湘军军饷供应，曾国藩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因为江西是湘军重要的饷源地。没想到出任江西巡抚不久，地方主义倾向就压倒了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沈葆桢急于在江西干出成绩，想把江西财政收入都留为己用，不再为湘军供饷。曾国藩闻讯大急。没有了这笔饷银，南京城下的湘军只有两条路，一是哗变，二是在南京城下被活活饿死。
曾沈二人为了争饷，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笔仗。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氏大营的所有人都气愤填膺，他们纷纷说，如果朝廷设一个“绝无良心科”，沈一定取得第一名。
曾国藩为此“郁闷殊甚”，写信给左宗棠说：
幼丹中丞与敝处大相龃龉，将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开罪之由。以中才而当末流之世，处权势之地，固宜丛尤悔而不自知乎？
曾国藩把左宗棠当成了心腹和知己，才如此推心置腹地谈论此事。他万万没想到，升任了总督的左宗棠在回信中没接他的话茬，却为沈葆桢抱起了不平。
原来，左、沈二人此时已经走到了一起。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左、沈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因为左氏军队在浙江阻挡太平军入赣，为江西起了屏障作用。左宗棠还多次带兵入赣剿杀江西境内的太平军。沈葆桢虽然不愿为曾氏供饷，却愿意为左氏供饷，双方因此关系密切，情投意合。在和曾国藩打奏折官司时，沈葆桢甚至还把左宗棠带兵入赣，高风格地不用江西饷银的事迹写入奏折，以此贬低曾国藩。“江西现已财力枯竭，所幸闽浙总督左宗棠派兵前来我省作战，‘极谅江省苦情，派来刘典援师，血战于江，转饷于浙’。”
因此，当沈葆桢与曾国藩打起奏折官司时，左宗棠站到了沈葆桢一边，拒不为曾国藩说话。在沈葆桢以开缺威胁朝廷时，左宗棠则公开替沈葆桢抱不平。他写信指责曾国藩说：现在你的好朋友郭嵩焘（湘系元老）升任广东巡抚，而你的敌人沈葆桢却吁请开缺，“一益一损，且幸且惧”。意思是说，反对你的人，你逼得他走投无路。顺应你的人，就步步高升，你的独断专行，已经让人畏惧了。
面对左宗棠措辞尖锐的质问，曾国藩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忍让态度，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和争辩，但心中难免存有芥蒂。在曾氏大营中人看来，左宗棠此举证明，他已经可以步沈葆桢之后，取得“绝无良心科”的第二名了。曾、左二人日后关系日渐疏远，在此就埋下了深刻的伏笔。何况成为总督之后，左宗棠与曾国藩的书信往来又恢复了旧日飞扬跋扈指手画脚之态。笔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左宗棠）一日来咨，极诋文正（曾国藩）用人之谬，词旨亢厉，令人难堪。文正复之云：“昔富将军咨唐义渠中丞云：‘贵部院实属调度乖方之至。贵部堂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其于富将军可谓深造有得，后先辉映，实深佩服，相应咨覆。”云云。
以曾国藩之修养，如非郁怒已极，绝不会以这样的嬉笑怒骂尖酸刻薄来回应左宗棠。双方的关系，至此已经阴云重重。然而就在此时，左宗棠又给了曾国藩重重一击。
太平军为了解天京之围，对湘军展开突然反攻，大举攻入了皖南。左宗棠认为这是曾国藩调度不力、防备不当所致，在未和曾国藩商议的情况下，直接向清廷建议，派杨岳斌来督办江西、皖南军务。这一建议的实质，是要从曾国藩的辖区范围内分割出江西、皖南，清廷早就想收缩曾国藩的兵权，接到此奏立即批复同意。这显然是对曾国藩权势和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以曾国藩之城府涵养，对此事未置一词，但他的幕客们却情绪激烈，纷纷破口大骂。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说，见左宗棠《请饬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片》，字字为自己表功，句句给曾国藩抹黑：
按此折……旁敲侧击，复见金陵之兵力甚充，不必视为过重，及曾中堂之用人，未能尽人之长。寸楮之中，凶锋四射，似乎天下舍己之外，更无公忠体国之君子。吁！险矣。
“天下舍己之外，更无公忠体国之君子”，赵烈文一语，道出了左宗棠的心事。左宗棠以居心正大为恃，对老同事、老朋友突然袭击，这种事以后还多次发生。这种袭击表面上当然是以“大清王朝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但背后却经常隐藏着强烈的“争雄心态”。事实证明，清廷选择左宗棠来作为分化湘军的突破口实在太准确了。在整个湘军集团中，左宗棠是唯一一个始终要越曾国藩而上的人。左宗棠的这一举动，正式宣告曾、左解体。
清廷见分化政策收到效果，从此更加放手扶植左宗棠的势力。经过三年苦战，左宗棠攻克杭州，清廷因此于同治三年三月特加左宗棠以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及至当年十月，左宗棠夺得浙江全省，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并赐爵名“恪靖”。功名之顺遂，出乎所有人的想象之外。
二
曾、左二人正式决裂，发生在同治三年。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午，南京太平门外一声巨响，城墙崩坍，烟尘升起数十丈。天京陷落。
两天之后的六月十八日午夜，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营门。已经于二更四点睡下的曾国藩在三更三点被人叫醒，披衣复起。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颤抖的手握住咨文，读后“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是啊，曾国藩有太多理由百感交集。从咸丰二年起兵到今天，整整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他失去了两个亲兄弟，也亲手把数万名湘乡老乡送入鬼门关。自己更是三次自杀，数度濒危，忍受了超过普通人耐受极限十倍百倍的艰巨和委屈，才换来这一张捷报。
收到捷报，大清朝廷“特沛殊恩，用酬劳”，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同时册封曾国荃为一等伯。有清二百年里，汉人得此异数者，少之又少。真是“兄弟二人皆烈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然而，就在封侯的喧闹喜庆过去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了苦恼之中。
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曾国荃没有详细调查，就匆忙汇报说，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南京一役，圆满成功。
然而事实是，南京城破之际，有数千人突围成功。这数千人中，就有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自古用兵，讲究擒贼擒王斩草除根，幼天王逃走，则太平军残部犹心有所系，镇压太平天国自然不能算彻底成功，曾国荃血战两年得来的“首功”由此也大打折扣。曾国藩得知真相后，如同当头一瓢凉水。他只能盼布防的湘军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幼天王。这样，他也可以从容向朝廷汇报，措辞之间，极力回旋，使他们兄弟不至于十分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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