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笨拙”，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曾国藩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在生活只知高谈阔论，于实际毫无补益的理学人士：“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正因为自己心怀恕道，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才能对杀人理学做出这样入木三分的评论。
他利用理学者却不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
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曾国藩说研究治国之术，应该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所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正是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如仇敌。以他的好朋友倭仁为首的“理学家”更是仇洋的中坚。曾国藩却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识短”。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为他看洋人，同样不戴有色眼镜。当时的士大夫多认为外国人是凶蛮诈狠的蛮夷，因此对他们不必讲诚信，只需讲“羁縻”。曾国藩却主张，要真诚地对待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也是人，有着与中国人一样的心理结构。适用于中国人的信条，一定也适于外国人。他说：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理学家们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无论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坚决要求外国人见皇上必须三跪九叩，为此不惜一战。曾国藩却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实利：“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这个见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实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实际功效。
钱穆的话说得很中肯：
（曾国藩）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也。
第三节 真精神与大智慧
一
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他在广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卑的，老实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二
曾国藩身上的“笨拙”与“精明”并不矛盾。
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辟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蹉，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他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他的秘书赵烈文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许多小动作。赵烈文评价李鸿章：“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计算心计之工，细入毫芒。”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坚持请派李鸿章前来，不望有功，但求无过，言语恳挚，不温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实高于李数倍。
仅举此数端就可看出，曾氏的“精明”已臻最高层次，实非常人可比。
三
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
秘书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被他的气场俘虏，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访，惊疑不已。
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颇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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