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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_张宏杰【完结】(54)

  三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曾国藩一生,每于人生道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也成了他用来安慰疏导曾国荃心理疾病的良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当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围,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至于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国荃将能否攻下南京“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曾国藩说,战争之中,人只能全力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但至于“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他这么说,是惟恐国荃在攻城时失去耐心,不择手段,蛮力强攻,致出危险。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用科举考试来比喻天京之战:“譬如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之主张也。”天命难测,个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地努力,不可妄图侥幸,鲁莽裂灭:

  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攻下天京后,朝廷打压功臣,有意贬抑曾国荃,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又开导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意思是湘军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并非全是你的本领,因此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一个人功名达到什么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决定的。“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难攀跻之人。”

  曾国荃身陷困境之际,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断地敲打他。他用来规劝曾国荃的话,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波中能心平气和,沉稳练达,甚至“老奸巨猾”,帮助他成功地处理了功高震主之后的君臣关系。

  第三节 曾国藩的相面术

  一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曾国藩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史载:江忠源任侠自喜,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曾国藩善相之名流传如此之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一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

  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葛虚存就否认曾国藩以术相人:

  盖生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

  二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一、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清政府对他盖棺定论,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二、曾国藩确曾以“相术”相人。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

  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容闳这样回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相过面后,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但容闳并不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回答说,他也许有军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通过这种方式谢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这是文字中记载曾国藩相人实践最生动详细的一篇。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同官册》一册,内容是曾国藩接见属员后写下的评语。从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相学素养。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腰劲挺”。在这些人名后面,他画0,这类面相说明这些人“心术正”、“可造就”、“可用”。另一些人名下面则记有“目有浊气”、“横纹入口”、“视下,言闪烁”、“鼻削下锐,面干瘦非福相”等从相法角度来说是恶相的描述,这些人的名字被画了,后面评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等词。很显然,许多下属仅凭这一面之缘,或者说,仅仅因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状,就被曾国藩决定了政治前途的穷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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