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卦算得准不准，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从他乐此不疲的事实判断，他对此中消息确有吟味。
应该说，易经占卦，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点哲学启示在。《易经》认为，宇宙是个相互感应的大系统，系统内的每一事物都与全体相通。世相虽然繁杂，但多不碍感应，体不碍互通。因此《易经》认为，世事并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规律地发展的（就是“道”）。这一规律，虽然混沌难明，但人竭尽全力，还是探讨得一点消息。
第四节 曾国藩从神秘文化中悟到了什么
一
虽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对“怪力乱神”感兴趣。因为风云变幻、旦夕祸福的生存环境使中国人特别希望解读未来和变数。而当时人文的智慧成果却对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读力。
在传统时代，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荒谬的界线并不那么分明。非理性的气氛弥漫在大部分经典之中，几乎所有学说中都有着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荒诞无稽的五行学说，是中国上古各派哲学的共同理论依据，也是古代医学、科技的理论基础，更是神秘主义者修仙、预测的共同依据。可以说，中国古典智慧都是游离在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谬误、世俗与神秘中间。《黄帝内经》说：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漠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这是用传统政治中的君、臣、父、子这样的伦理关系比附内脏系统。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将军，胆是参谋……所以舌乃心之灵苗。
其实，儒家学说何尝不是如此。董仲舒这样论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说，“人副天数”，也就是说，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天有暖清，人有好恶；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应。
如果单看理论体系，中医和儒学，与相面和算卦并无高下之分。事实上，对于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并不重要。中国式智慧真正的宝贵之处在于荒诞的体系架构下大量的与这个架构也许没什么关系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只是一个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里的东西。中国式学问的妙处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圣者的许多话，听起来空谷足音，无根无傍，玄而又玄。也许突然某一天，与你的人生经验发生共鸣，使你醍醐灌顶。
二
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将曾国藩的“迷信”归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动，反映出其思维的局限性和落后性的一面。但同时，在曾国藩与中国神秘文化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曾国藩穷尽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精神资源。
站在今天的知识高度反观，曾国藩在他的历史时代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中国传统经史子集，虽然汗牛充栋，基本精神却千篇一律。而曾国藩要面对的世界却是复杂的、宽阔的、流动不息的。他身上肩负的任务太重了。他要指挥战斗，治理地方，修身齐家，内圣外王。他要恢复社会的秩序，指引国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对于这些，仅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空疏教条是不够的。
曾国藩是浑厚、开阔，无所不包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兴趣，自然在情理之中。当然，与经史子集比起来，神秘文化中的营养的成分少得可怜。但曾国藩凡事都愿亲身尝试一遍，才能放心。
三
曾国藩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与其说曾国藩从《易经》、从相术中学到了知识，不如说他读易、读相法、读风水过程中与自己的生命经验偶有所印证而已。《易经》、相法之类对曾国藩来说，只不过是些钩子，用来系挂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说，曾国藩从易经中学到了“盈虚消息之理”，读出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读出了谦虚谨慎，读出了自强不息，其实更应该说，他是借《易经》中这些经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经验系统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没有自己一生的复杂历练，曾国藩坐在书斋中读一辈子《易经》，也不会有什么所得。还是曾国藩自己总结得好：
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神秘文化当然不会给曾国藩驱灾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从正面来看，神秘文化应该给了他如下启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诉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启示他宇宙的规律可以索解，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经》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思维方式，相面术中对精气神的判断，风水理论中关于水源的选择，以及传统养生术中动静结合理论，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发挥过正面影响。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于他的，也许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国藩算卦之中的自娱自解的成分，也许大于求索未来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实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紧张。至于“命运”之说，对他开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极度困难痛苦之际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跋：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柴静
一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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