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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_张宏杰【完结】(12)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练达,但人到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他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然而他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继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但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儿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珅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珅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秉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初显身手

  一

  嘉庆三年(1798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太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正月初二,病情转剧,太上皇的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早晨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道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四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民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意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四下午,皇帝又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谈到太上皇帝晚年,白莲教起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荡平,是因为有奸臣当道,做贪腐官员的总后台。

  初五,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书,举报和珅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珅,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珅自尽。

  如同一幕情节紧张、环环相扣的电影,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一场重大的政变,在新皇帝的谈笑之间就完成了。康熙爷当初诛鳌拜,尚且准备了七七四十九天,嘉庆帝诛和珅,却只动了动小指头。古往今来,完成得这样干脆、迅速、漂亮的权力战役,并不多见。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二

  其实,嘉庆皇帝对这场战役,已经准备了太长时间。

  嘉庆和和珅之间的恩怨情仇,并非如一些史书所言,是因为和珅聪明反被聪明误,送给嘉庆的那柄如意,也不仅仅是嫉妒和珅手中拥有的朝珠比皇帝还多。

  嘉庆对和珅的痛恨,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珅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珅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甚的一个标志。

  确实,乾隆皇帝在统治前期,勤于政事,能谋有断,在康熙、雍正两朝余烈的基础上,把大清王朝推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然而,中期以后,乾隆皇帝志得意满,放松了警惕。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生活越来越豪奢,吏治越来越宽纵,为腐败的滋长提供了巨大空间。与此同时,乾隆年间,大清经济的高速成长也为腐败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酸碱度,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扬扬地举办禅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当太上皇这三年,乾隆几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然而,太上皇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原来,上自军机大臣和珅,下至小小吏员,厕身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把战争当成了捞钱的机会。特别是和珅,精力充沛、欲望无限的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张着鼻孔,嗅着从权力缝隙中传过来的任何一丝利益的味道。他利用太上皇的宠信,不停地弄权舞弊,大肆聚敛钱财。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大大加重了官场贪风。

  虽然取消了嘴巴的功能,但是嘉庆的眼睛和大脑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工作。乾隆皇帝后期的昏聩之举,他看得一清二楚。然而,由于身份特殊,他只能眼看着和珅等人大肆贪污,眼看着政局一点点腐烂,眼看着大清王朝这驾马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越来越快地奔驰,却不能发一言,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焦虑之火,三年之中,几乎把他的五脏六腑烤成了炭灰。父亲刚刚咽气,他就十万火急地冲向驾驶室,拉动了刹车手柄。

  应该说,诛和珅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着。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珅抓起。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嘉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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