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做过溥仪老师的庄士敦谈到对溥仪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牺牲，而不应让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假如继续把他作为一个在本质上与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来对待，那么，他作为一个人，几乎肯定将会是失败的，而且也很难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
他针对后来的皇帝溥仪说的话，在光绪身上都一一可见。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十一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太后还不以为意。据徐彻《慈禧大传》记载，她每天游湖照相，养西洋狗，读《红楼梦》，甚至自制化妆品，把退休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实。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当她把眼光又一次投到政治上来的时候，战火已经燎掉了辽东半岛，接下来就要点燃整个大清地图：到1895年初，辽东全部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海陆两路，随时有能力直指北京。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她悄悄伸出手，暗地里调整了战船的航向。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却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她已经看出，和前两次鸦片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清朝毫无取胜希望。
是战还是和，朝廷上下相持不下。那些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老臣认为，这次战争不过是前几次战争的重演，既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屈服，那么当然越早议和越有利。然而那些年轻的主战派官员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血战到底，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提出，迁都西安，以举国之力和日本周旋。
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从意志、品质上来说，他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的规模的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皇帝选择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书战策都扔到一边，前线的战报也任由它堆积如山。他不再废寝忘食了，不再聚精会神了，不再连续不断地召见、会议、指示了。皇帝躲在后宫，长时间地翻阅诗词、戏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想，他恨不得一觉不再醒来。
当皇帝再次被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还要急切。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须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到皇帝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愤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然而，皇帝很快力排众议，下定了同意割地的决心。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皇帝说，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上下的心理预期——割地不但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达3亿元。李鸿章一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几乎全体朝臣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太后甚至说：“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据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
十二
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发现，以光绪的意志品质来论，他不适合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
那些经常接触皇帝的大臣发现，亲政以来，皇帝的表现一直是两极式的：一段时间内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时间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现存故宫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光绪朝奏折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飞扬，比如皇帝亲政的头几个月、甲午战争开始阶段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中；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比如甲午战争后期。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朝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皇帝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国势衰微的大清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就像一艘暴风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个好船长。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大清帝国的上升期，上帝简直像挥霍一样，把顶级精英一个接一个地投入到爱新觉罗家族的谱系中。从努尔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意志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以后，天下承平已久，皇族的汉化程度加深，锦衣玉食终日，爱新觉罗家族成员骨骼中的钙质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失。皇帝的身体素质不断降低，武功骑射水平一个比一个差，精神和意志一个比一个软弱，甚至连生育能力也急骤下降。到了晚清，皇族已经退化到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寄生物水平。
溥杰回忆自己的王府生活时说：“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子便大呼小叫，怕我剪了肉。平时老妈子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吃鱼怕卡嗓子，不给……”（溥仪《我的前半生》）
到了光绪皇帝这一代，他身体里爱新觉罗氏的血液已经淡到似有若无了。深宫中长大的他对社会的复杂、人情的冷暖、生存的艰难一无所知。在锦衣玉食和万人呵护中长大的光绪，从小没有经历过任何艰苦，也没有经历过大事的磨炼，这使得他的意志素质不但远逊于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传统的政治设计，中国的帝王必须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组合起来的完美的人。因为那架庞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完全要靠他只手去操纵控制，全国人民的安危幸福系于他一身。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险。毕沅《续资治通鉴》中载，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的一天，赵构与大臣赵鼎聊天。皇帝介绍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时说：“我居住大内，每天都有日课。退了早朝后，就阅读奏章；午饭后，读《春秋》、《史记》；晚饭后，读内外奏章，夜读《尚书》，一直到二鼓。”皇帝主动伸过屁股，赵鼎当然赶紧拍马：“如今寒门素士都做不到整天读书。陛下圣学如此，诚非异代帝王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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