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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_张宏杰【完结】(33)

  十八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的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永远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然会天下第一、天朝上国。

  就像光绪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的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一种尝试失败,我们就会立刻跳到它的反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缺乏稳健、开阔、理性的内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实。

  虽然说只有越过界限才能意识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仅越过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能艰难转身。就像一个刻薄的学者所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律: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律;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律;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律。

  历史充满宿命。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发现,打摆子式发展的起点的形成,与光绪皇帝个人性格不无关系。如果当初领导变法的人能够像年轻时代的奕譞一样,现实、灵活、理智,也许能够取得变法的局部成功,也许那次改革就会推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也许中国就会从那个起点开始,更顺畅地、更平稳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会更快些地通过这条“多灾多难”的狭长峡谷。可惜,充分继承了传统文化刻板、极端、一元化思维基因的光绪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愤怒青年”主导的“鲁莽灭裂”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更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强大的旧势力控制下,任何局部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彻底决裂,只有一次性解决才有希望。由此,中国开启了近代革命的序幕。从那之后,中国的历史开始上演一部又一部由“愤怒青年”主导的悲剧,其中充满了绝望、亢奋的情绪,不断试图彻底否定自己,希望借此达到“凤凰涅槃”式的重生。

  直到多年之后,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几十年来的竭尽全力、声嘶力竭、自我折磨,不过是“鬼打墙”般的原地打转而已。

  十九

  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质疑时,也说:“孔子之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更单纯,改革派的一举一动中,个人算计更少。然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鼓励那些自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

  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正如时人所评:“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对其中“十居七八”进行驳议。有的大臣反驳的语调,一副老成持重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口吻,比如说什么“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么“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皇帝深感愤懑。他对这些大臣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撼此冰层。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他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个“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通过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她已经对皇帝彻底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据老吏《奴才小史》记,荣禄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管如何变法,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在太后看来,皇帝此举,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而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二十

  传统的历史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

  这种说法,实在夸大了光绪的权力和能力。事实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单纯的光绪皇帝不过是她手心的一个玩物,她只消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实也是如此,八月初六,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因为,那时的皇帝,已经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太后对大臣们说:“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如今皇帝终于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负担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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