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民生的君主。他当政时，曾多次普免天下钱粮。甚至，他在诗文中对饥肠辘辘的百姓也颇具同情、怜悯之心，至于“所愧泽末薄”“辗转增叹息”一类悯农自责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当“安定”与“百姓疾苦”发生冲突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他担心以下抗上的“刁风”一开，会威胁到“纲纪”，逐渐动摇大清的基础。对此类群众闹事，他必亲下谕旨，屡屡强调“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当严拿务获首犯奏闻”、“严行究治，以惩刁风，毋得稍存姑息”、“刁风由兹斯长，不可不为远忧也”，要求各地官员务必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于民众与政府的纠纷，乾隆帝讲过一句至为精彩的话：“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虽然爱孙子，但是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
这就是君主专制统治的逻辑。
在这种思维的禁锢下，政府面对百姓，永远是一副严厉的面孔，绝不认错，从不退让，永远保持着不断逼近的姿态；百姓面对官府，永远是一种恐惧、躲避和驯服的表情，永远只有不断退却、无限度忍让这一种选择。一方过于蛮横，缺乏约束；一方过于懦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传统社会里，当官进民退到逼近生存这一底线时，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
四
“造反”，在旧时代的语言里，是最丑陋、最罪恶、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两个字。
造反不仅意味着一个农民要冒满门抄斩的风险，而且意味着他要与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规范或者说“纲常”为敌。广大农民们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说，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只有死到临头时，农民们才会把手伸向身边那本来可以属于他们的粮食：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间有（被捕）获者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反正怎么都是一个死，相比之下，饿死和做强盗被杀死相比，还是被杀死为好。因为死前，毕竟能饱食几天。
中国的农民“起义”，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后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种有计划、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
一人带头，群起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缺的只是“出头的椽子”。
这些“起义领袖”，很多不过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是“起义”。然而，从抢到第一袋米开始，他们就成了盗贼，成了最罪恶的人，他们稀里糊涂中，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整个社会的敌人和猎物，成了官兵围剿的对象。他们只好随手拿起身边的菜刀和锄头，试图抵抗一下。
于是，“起义”开始了。
皇帝梦
一
阅读了堆积如山的原始资料之后，我不得不说，许多书籍过多地强调了历代起义者的天理，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的人欲，似乎每一个起义者都是怀抱着“民胞物与”、“解放全人类”的雄伟理想揭竿而起的。
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农民起义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都是对财富和地位的向往。这种向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本也毋庸讳言。人欲就是天理。当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温饱所需之时，他们有天然的权利来改变这种秩序。
在关于洪秀全的研究中，人们充分注意到了他创立宗教时对“四海一家”、“天下为公”、“清平好世界”的追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谋生的考虑。
回到紫荆山区的洪秀全惊讶地发现，他这个教主已经今非昔比了——冯云山在这里已经发展出了两千多名教徒。
在洪秀全走后，冯云山进入大山，靠给人家担泥、拾粪、割田打谷等谋生，锲而不舍地惨淡经营。由于洪秀全不在现场，冯云山的造神运动少了许多干扰，进展得更为方便顺利，终于以紫荆山为中心，形成了一股相当大的宗教势力。
洪秀全这次真正尝到了做教主的滋味。《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和《太平天国史》记载，在他的信徒中，不光有穷人，还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地主。比如曾玉珍一族，“全族人丁繁盛，各有田产屋宇，境况已颇富裕”。韦昌辉家也“颇有田产”，“每年可收入稻谷六万斤”，入会后，“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钟礼芳“居乡贸易钱米”，多次为拜上帝教“礼献钱米”。洪秀全和其他宗教上层领袖已经可以过上顿顿吃肉的上等人的生活了。
更为重要的是，洪秀全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神”。教徒们对他顶礼膜拜，眼中充满了敬畏和虔诚。他的每一句无心的话、每一个下意识的举动都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他用过的每一件东西都成了圣品，被信徒们珍藏。他只消点一下头，这些可怜的人就会毫无保留地向他献上珍馐、财产直至自己的女儿。据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记载，他凭几句话就建立起了“公库”制度，信徒“已经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每人的衣食都由这笔钱支付，平均享用”。从《天父天兄圣旨》及《北华捷报》相关报道推测，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洪秀全已经有了十五位左右的“娘娘”。
洪秀全大喜过望。直到这时，他才确定宗教之路是正确选择——宗教把他从无价值、无地位、无尊严的绝望之渊中拯救出来，使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失败者”变戏法一样成了天底下最有价值、最有地位、最有尊严的“神”。
仅仅几个月之前，做一个有工资的教堂工作人员就能让洪秀全感激涕零，如今，这种小国王式的生活当然让他飘飘欲仙、心满意足。如果不是遇上广西群雄鼎沸烽烟遍地的“革命大潮”，洪秀全很可能满足于这种地下的富贵，以一个秘密教主的身份终此一生。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先例。
二
民间宗教或者迷信与农民起义的结合，自始至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定势。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凭借的是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北宋的方腊起义和钟相、杨幺起义，利用的是“摩尼教”。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白莲教。这一宗教后来生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明清两代的所有农民起义，几乎都有白莲教背景。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那些创建宗教的人，都想推翻政府、称王称帝。虽然欲望是没有边界的，但理性使教主们不得不小心从事。事实上，历史上更多的教主满足于“温饱”。他们稳健而谨慎、狡猾而现实，把教门经营成了一桩兴隆的“地下买卖”，境界最高者甚至成了子孙世袭的“地下王朝”，既回避了风险，又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这其中的典型就是清代中前期“八卦教”（也就是“荣华会”、“天理教”的前身）首领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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