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的第二个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份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明通鉴》载，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宫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砂锅啰！”“磨剪子来！”“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如《宫女谈往录》所说：“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就像修筑这建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都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他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的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漂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与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大多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基本一致，最喜欢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但是演奏的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息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钻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处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他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在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相当重。他跟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明武宗实录》载，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大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地体现在贵族生活中。吴晗在《朱元璋传》讲到，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做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说了，到晚年头发花白了，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年少失教，喜欢使棒弄刀，不肯待在宫里，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驱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就亲手斫击，毫无顾忌。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得精光，看人家的窘样子，高兴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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