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儿，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靡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育竞赛，各地王爷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他们拼命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紧锣密鼓的床笫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三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育，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身上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的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两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地增加。山西的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八十七万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六十九万石。湖广的楚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二十五万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朱氏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倒不符合中国大地的天理人心了。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互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的土地中，有两万顷本来规定在河南，但因为河南好地圈尽了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向皇帝索要各种特权。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都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零六十所。
权贵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四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会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他们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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