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继承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接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的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南北方之间如同刚刚手术连接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隋的统一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臣民在下意识里还在准备应付下一场背叛、政变或者改朝换代。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画了一下，说，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清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十一
《隋书·炀帝纪》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决定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儿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记载，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的。他远赴涿郡（今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据袁刚《隋炀帝传》，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用来与更多女人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自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起，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与原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十二
如果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来看隋炀帝的这两项政治构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雄才大略的构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里，这些举动正是隋炀帝的罪恶纪念碑。
隋炀帝修建东都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说得已经很充分了。这篇全文载于《隋书》的诏书论证充分，言辞得体，十分明确地从地理、经济角度说明了迁都的必要性。可是千余年来，这篇诏书都被视而不见，隋炀帝的高瞻远瞩被后世史家解读为神志昏乱。比如《资治通鉴》即采用野史的说法，认为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术士的一句胡言乱语，大意如下：隋炀帝刚刚继位，术士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谶语有云：‘修治洛阳还晋家。’所以陛下应该修建洛阳为首都。”隋炀帝深以为然……于是下诏于伊洛建东京。
而修建大运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为可笑。《开河记》称，由于“睢阳有王气”，隋炀帝为了防止此地造反，凿穿“王气”，遂兴此大工程；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杨广此举，仅仅是为了方便到南方游玩。
杨广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解这些历史学家究竟与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过任何一个诬蔑他的机会。
其实，历史学家们与隋炀帝没有私仇，他们有的是公愤。因为在他们看来，继“不守名分”之后，杨广又犯了第二个大错——“多欲好动”。
十三
“欲”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危险词语。在它充满渴望和张力的外表背后，潜伏着不可预知的惩罚和灾难。在中国文化中，时刻标示着对“欲”的警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气是下山的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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