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军国民教育会磨刀霍霍，视清廷为中华之仇的时候，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苏曼殊转入了文化战线，和周豫才同学并肩战斗。
09.岳飞成了孙悟空
很久很久以前，日本自由党党魁板垣退助访问欧洲，见到了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并问道：假如要把自由平等的理想灌输到人民中间，应该怎么办才好？
雨果回答：最好的办法就一个——让他们去看我的小说！
听这个口气，好像是大文豪雨果在推销自己的书……但是雨果的愿望——或者说是预言，很快就在中国实现了。
1903年10月8日，一部章回体文言文小说《惨世界》在大清国隆重推出，书的原作者署为法国大文豪“嚣俄”，翻译者为苏子谷。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金华贱”的无产者，自小就被一位叫“满周苟”的恶霸欺压凌辱；有一位叫“范桶”的知识分子，亦同样总是被“满周苟”欺侮。这个“满周苟”欺人成习惯，他看上一位叫“孔美丽”的少女，每当他企图凌辱“孔美丽”的时候，“金华贱”就会挺身而出，不畏强暴，与“满周苟”据理力争，而“范桶”则是极力在两者之间和稀泥……
再后来，主人公“金华贱”遇到了一位贪婪的和尚“孟主教”，于是“金华贱”大彻大悟，终于认识到跟“满周苟”是讲不清道理的，“索性大起义兵，将这班满朝文武，拣那黑心肝的，杀个干净”……
这部《惨世界》写得跌宕起伏，悬念陡生，纵然是法国大文豪再世重生，也看不出这本书和他的《悲惨世界》有什么关系，但翻译者苏子谷却一口咬定，这个《惨世界》就是大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所以书中虽然有一个“满洲苟”，但是清廷不应当认为这是讥骂清统治者为“满洲狗”，想一想，人家法国大文豪雨果怎么会骂你们清朝政府呢？
朝廷很不乐意，但是由于这本书打着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名头，朝廷也拿翻译者苏子谷没得办法。
实际上，这本《惨世界》，却是军国民教育会的创始人之一苏曼殊拿雨果的《悲惨世界》为蓝本，重新自由加工搞出来的一部新小说……
苏曼殊，自小丧父，十二岁时，被慧龙寺长老收做弟子。此人性格极是单纯直率，他曾游历美国，遇一肥胖女子，体重超过两百公斤，腿粗如大象，苏曼殊见此胖女，当街拦住便问：你是否想找一个和你一样胖的男朋友？
那胖女很是羞涩，回答说：不，我想找个瘦一点的……
苏曼殊大喜，便自荐道：我很瘦很瘦，做你的男朋友如何？
……不知那胖女人有没有把苏曼殊打个半死……
像这样天真的性格来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可知被翻译过来的作品与原作肯定不会是一码事。
小说中的金华贱，就是原作品中的冉阿让。范桶，就是原作品中的警察沙威。贪和尚孟主教，就是原作品中的卞福汝主教。
至于最牵扯读者感情的少女孔美丽，以及恶霸满周苟，却是苏子谷自己另行创造的人物，目的无非是给清廷心里填堵。
那么这个翻译者苏子谷，应该就是苏曼殊本人了吧？
偏偏不是！
实际上，苏曼殊本人的“中文水平”不是太高，翻译这本书给清朝填堵固然是他的主意，但等到操作起来的时候，苏曼殊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这时候苏曼殊的知交好友陈独秀跑了来，拿起笔来继续翻译——说是翻译，其实这本书的写作全是由着陈独秀的性子来，除了杜撰一个原作品中不曾有的人物满周苟，杜撰一个中国读者最喜欢的美女孔美丽，为了故事的发展，还杜撰了许多原作中根本不曾有的人物，直到让这些新杜撰的人物把整个剧情演完，小说在结尾才勉勉强强地又拉回到了《悲惨世界》的原文。
总之，陈独秀拿了这么一本《悲惨世界》，批判了清朝的统治，号召武装革命，批判了孔子的儒学，甚至还宣扬了社会主义思想……
但不管陈独秀怎么搞，雨果的思想跟清朝人实在扯不上半点关系，所以在新一轮的“小说界”革命进程中，中华民族英雄岳飞终于复活了……
话说岳飞在庙中醒来，曰：我想我中国国民，总有振作精神的时候。又听说西洋法兰西国，近来有许多新奇事，我今日趁着秋凉，要去探看探看。说罢，乘云驾鹤，飞往西方……
这是刊载于《国民日日报》上的《回天伟妇传奇》中的章节，隔了百年再看这段文字，岳飞居然也腾云驾雾起来，真的很难弄清楚作者在这里写的到底是岳飞还是孙悟空了。
10.政治让文学简单化
据柳亚子老先生自述，少年时代的他，最仰慕的人物就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贾宝玉，而且他本人也是处处以贾宝玉为样板，什么地方女孩子多，他就往什么地方跑。所以柳亚子先生凭空创造出一个松陵女子潘小璜，固然是为了唤醒民众，但这种革命风格也是最适合于他本人的。
到了十二岁，柳亚子又有了新的崇拜偶像，不再以贾宝玉为模板规划自己的人生了。
十二岁的时候，柳亚子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这是因为康有为与苏曼殊、陈独秀等人的风格不同，苏曼殊也好，陈独秀也罢，都是走的“利用小说反朝廷”的路线，这对于国人来说未免有些隔靴搔痒，不够痛快，不够刺激。
而素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则是直言议政，不像苏曼殊、陈独秀那样遮遮掩掩，更不像周豫才同学有着把简单的事情弄得特别复杂的本事——周豫才同学送给拒俄义勇军的那首诗，时过百年史家还争论不休，“灵台无计逃神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我血荐轩辕”，又是一个如何荐法？
文学把政治复杂化，政治把文学简单化。
当时的事情就是这样，康有为和梁启超一边大搞公车上书，呼吁朝廷立即推动政改，实行变法，一边翻译日本小说《佳人奇遇》，希望用东洋美女把国人从沉睡中唤醒……
鲁迅也好，苏曼殊也好，陈独秀也好，梁启超也好，为什么大家都一窝蜂地翻译小说呢？怎么就没人翻译科学或者是哲学呢？
这个事……魏源就搞了个《海国图志》，并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此书在日本卖到脱销，几年间再版了二十多次，总销量达百千万册。基本上来说，日本人中只要是个识字的，就读过这本书。
可这本书在大清国却卖得很惨，先后几家书局硬着头皮出版，可读者硬是不买，几家书局都赔得一塌糊涂，其中还有一家书局被连累得关门倒闭。
所以搞到最后，大家只好去翻译小说，如林纾，他改译的法国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面世后，轰动了全国，严复曾评价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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