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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集_陈丹青【完结】(5)

  我不知道!(200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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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傲与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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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

  小引

  老校友回忆,“文革”前中央美院附中有位看门老汉,每接电话,头一句总是曼声应道:

  “我中央啊!”

  这不是笑话,真人真事,亦且老汉懂语法,说得并没错:“中央美术学院”一词,主语不是“美院”,而是“中央”。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借人大会堂开大会,每张桌子搁块各省的字牌,我理所当然朝着“北京”那桌走,半道给人一把拉开,引去“中直”那一桌。我不懂,问了,原来是“中央直属”之意,意思是中央美院不归北京管。我当下反感:一帮画画的,闹这些名堂做甚?!坐不片刻,就去四川东北那几桌找穷哥们儿抽烟聊天去。

  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名平实。其时“北平”不是京都,“国立”亦非“中央”之意,而“专科学校”自有专科的规矩——与我在纽约做了十几年近邻的金高先生,即在1948年入北平艺专,是个民国学生,1952年毕业,可就成了光荣的中央美院毕业生。日常闲谈,她说起美院五十多年前上课的情节:

  原来金高那代学生的一年级教学,竟由徐悲鸿亲自任课,戴泽辅助。徐先生教大家怎样起稿、怎样观察、怎样校正修改、怎样收束一幅画,以至纸张铅笔之类工具用法,都在讲演之列。有位学生自作主张将炭黑涂满全纸,擦出石膏的亮部,徐先生进来,一声不响,亲手抹净,然后告诫全班信守步骤,不可胡来。学生若是出外写生,回校后,徐院长常会自己跑去宿舍看他们的画儿。

  二年级任课老师是谁呢:吴作人与董希文。到了三年级,好规矩大致养成,这才交由李宗津冯法祀等青年教师带学生,包括“解放区”来的画家,其中就有70年代末教过我的林岗先生。“嗨,那会儿他还是个帅小伙子!”金高笑说,“咱们班男生跟他说话,勾肩搭背呢!”

  以上国立艺专的老规矩,今天听来简直天方夜谭:如今艺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谁在教?

  金高的夫君王济达,雕塑家,是1953年美院附中建校第一批学生,只见得徐悲鸿先生一面:“哎呀,当时那份儿崇敬啊!咱们这些孩子在礼堂里排成一溜,挨个儿走到徐先生跟前,鞠一躬。徐先生穿件白西装,坐那儿,朝我们笑笑,点点头,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

  那年我才出生。二十五年后考上美院,正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距今,也正好二十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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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院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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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年前,“文革”乍歇,百事待兴,所有单位的“老领导”、“老权威”要么刚刚被“解放”,惊魂甫定,要么政治结论尚在“待批”之际,以致许多重要的官位职衔虚悬着,中央美院院长之名前面遂加一“代”字:怎么代法,不知,谁在“代”,亦不知,一说朱丹,一说古元,一说罗工柳,所以至今我也说不出上学那年“代院长”到底是谁。直到翌年年底,尘埃落定:正式出任院长的,是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先生。

  记得那天全体师生大礼堂开会,文化部部长黄镇起立宣布江丰任命,众皆鼓掌。接着又宣布:“吴作人先生任名誉院长”,又是鼓掌。吴先生穿件中山装,因与隔在桌子另一端的黄镇相距甚远,特意欠身前倾,浅笑着,遥向部长,点头示意。

  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全国“右派”的正式平反是在1979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较量的焦点,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艺界亦不例外。一时间,院内上下忽儿窃窃议论江丰亦在复出名单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丰获罪始,“文革”,是其后的升级与失控,中老年两代教师备受创伤。待局势和缓,我辈上学,于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们私下里讲说美院旧账——不记得怎么一来,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请江丰复出,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此举若由教师出面,动辄触及众人的宿疾旧怨,殊不宜,若非及时呼吁,则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谁纂的文稿,写些什么,忘干净了,抄写者竟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面,墨迹湿漉漉的。是在夜里,灯亮着,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这赵域老师怪人一个,延安资格,进城后据说满可做到师团级之类,却是硬要学油画,结果后半生给了美院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这样贴出去!”

  我们于是蜂拥下楼,“就这样贴出去”,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凡美院声名卓著的画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时大字报余风犹炽,正式禁止的中央规定是在一年之后。而美院这一纸签名是否果真促成江丰的复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许被用作上报文化部的基层“民意”?抑或高层早有打算?老江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年,连美院6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见过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轻人欢喜起哄,多半是当年急待局势变化的普遍心态吧。

  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破烂的家里了。谁的主意,谁引见,说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即诅咒国画家的极左分子么?(讽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错划”的党内“右派”正是顽固的左派。)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么?(日后在鲁迅与艺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认不出哪位是他。)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又过了不知多久,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开进美院:老江丰大衣拐杖,慢慢下车,正式上班了。

  那时美院的书记是谁呢?书记是陈沛。这样的延安派老革命现在是看不到了,说话音节顿挫,总像作报告,“文革”中自不免斗过一斗,此后照样披件呢大衣,戴顶干部帽,精神抖擞。1979年寒假将届,陈书记站在大礼堂正中,身后是黑压压刚吃完聚餐的全体师生成扇形环绕着他,环绕着大礼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听他扬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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