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叫苏凯文，是当年共产党情报部门驻上海的负责人之一。不知道为什么，信发出去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回信，直到夏天来临，信却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这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要看当地情况决定……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
陈思稻后来得知，苏凯文在这次运动中出了大丑，他丢人现眼地被群众押到街头，罪名是他为右派分子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污蔑共产党不讲究实事求是。几个月后，苏凯文死于浙江省地方国营漓渚铁矿（内称浙江省公安厅第三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主席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首批特赦释放国内战犯33名。这提醒了陈思稻，他利用工作之便，查阅了大量过去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现在仍然在押的在汪伪政府担任过伪职的罪犯材料，期望从中能查阅到一点有关姐姐的消息。有一个女罪犯引起他的注意，她叫林丽博，1934年至1945年在上海龙华监狱担任看守，残酷迫害过抗日志士，1946年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18年有期徒刑，现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陈思稻来到上海，找到有关部门，见到了这个已满60岁的老罪犯。她身体羸弱，几乎奄奄一息，她告诉陈思稻，当时是有一个涉及“南京典礼”枪击案的女孩关押在龙华，但她忘记了那个女孩是不是叫简晗。她还说，枪决那个女孩后，法医发现女孩的膝盖处埋藏着一个隐秘的逃生工具，是一把手铐钥匙。看得出来，多年前它就被植入肌体，自然形成一个囊袋，在皮肤下隐藏着。押解她从南京回到上海的几个狱警都是男人，她有机会借上厕所之际，用牙齿咬破囊袋，打开手铐逃生。但是她没有这么做……
林丽博在说完上述这番话后的第二天，死于心脏病发作。
1966年“文革”爆发，陈思稻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为国民党特务翻案”“妄图投靠苏修”。随后，他被红卫兵批斗，游街示众，就像她母亲李柔当年在成都市游街一样。不同的是，他比母亲幸运，只在昌平太平庄农场劳改了12年，1978年获得释放。
1979年春天，肖菲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控诉她在“文革”期间怎样被人诬陷成揭发丈夫的元凶。在这篇回忆文章里，她披露了陈思稻受迫害的整个过程。他被残酷批斗，挂着黑牌游街，行程几十里，捆绑、罚跪、拳打、脚踢……最耸人听闻的刑罚是“吊半边猪”，用麻绳拴住她丈夫的一个右手大姆指和一个左脚大脚趾，然后在屋梁上悬空吊起来。一个脚趾头和一个手指头不但要承担全身一百多斤的重量，还要往身上加砖，从一块加到三块，又从三块加到六块。很快，他的手指断了，人重重摔在地，昏死过去……
平反后的陈思稻已年满58岁，患有各种疾病，长期卧在病榻上。从1979年到1989年病逝这十年间，他仍然想帮助姐姐找到她应得的荣誉，他写了大量材料，从革命前辈苏凯文的回忆，到当年女看守的证词，一一提交给上级，但都杳无回音，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佐证他的正确。
病逝的前一天晚上，他拉着妻子肖菲的手说：“我这辈子很平凡，只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没有为共产党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但我母亲干了，我姐姐也干了，我为她们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本来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帮助姐姐获得她应有的荣誉，就像我母亲那样，让人民记住她，让后代多一个祭拜英雄的理由。看来太难了，历史的长河总要过滤掉一些不起眼的沙子，我姐姐就是一颗小小的沙粒，我想让她变成金子发光，但是不行，她埋得太深了，我根本找不到她。像我姐姐这样的人，又何止一个呢？唉，现在真想她，想我10岁的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这几天我好像看到她了，她还是那个样子，漂亮，干净，梳着两只朝天的小鬏鬏，而我呢，也还是那时候的样子，瘦弱的小腿根本支撑不住身子，跟在姐姐和薛妈后面到提督街菜市捡别人丢下的菜叶子。对了，薛妈要被母亲辞退的那天，我和姐姐还抱着薛妈的大腿哭着喊着不让她走呢！还有薛妈的歌谣，一边唱一边做手指游戏，每次我做得都比姐姐好，我的手指比她灵巧，做成圈，撮在一起，穿来穿去，来回翻飞，弄得她眼花缭乱的。王婆婆，在卖茶，三个观音来吃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么姑说闲话。好听吧？”
病魔把他折磨得没有力气说下去了。
半夜的时候，他突然坐起来，大声对妻子说：“肖菲，总有一天我姐姐会获得她应得的荣誉，烈士陵园里一定有她的一席之地。记住在墓碑上刻上她的真实姓名，她叫陈思洋，生于1919年，重庆。”
光阴荏苒，时间很快到了2007年，这一年7月6日是肖菲87岁生日，她已从当年那个天真烂漫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妇。当天晚上，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来到丈夫的墓前，凝视片刻，便扶着墓碑慢慢软了下去。她跪在那里一动不动，长长的白发被风吹得飘散开来，搭在墓碑上，像一条白色的绸带。
不一会儿，她的肩开始颤抖，由轻到重，越来越剧烈。她哽咽着，喃喃地对着墓碑说：“思稻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们结婚60周年纪念日。我老了，快走不动了。人说死之前，脑子里会把一生中经历过的事都闪现一遍。这几天它们老闪，一幕一幕的，特别清晰，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晃悠。我想，我快要死了，死之前，我想跟你说点知心话。你谁也别告诉，就你知道就行，答应我好吗？”她停顿了一下，好像等坟墓里的丈夫答应似的，“思稻，你以前说过，你姐姐只是历史长河中一颗被过滤掉的沙粒，可是你知道吗？我何尝又不是一颗沙粒呢？我埋得比你姐姐还深，深得连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我成功地潜伏到诞安，还没来得及干什么，下棋的人就不在了。这么多年来，我仍然渴望着有人跟我联络，肯定我，表扬我，甚至给我下达指令，我时刻等待着召唤，家门口哪怕路过一个收破烂卖冰棍的，我都以为是组织找我接头来了。我满面潮红，浑身起着痱子，但到头来仍是空欢喜一场，他们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但我毕竟是一名特工，我不能整天闲着，必须对得起自己，我总得要自觉地干点什么才行。我天天琢磨，怎么才能窃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有几次我到办公室找你，就想这么干上一次，哪怕一次，也是对自己的一份交代啊！就像你说的，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证明。我每天锻炼身体，准备在获取情报逃跑时有足够的体力来支撑。可让我悲哀的是，就算我窃取到情报，又能交给谁呢？没人要，再珍贵的情报都等于废纸。我孤独地潜伏在这里，一年又一年，从1941年到现在，整整66年，我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逝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我坦白，你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我干的，杂志上那篇文章我说了谎，没人逼我，是我主动揭发的，那是我特工生涯中唯一干的一件可以破坏点什么的事。可是你知道吗？你在劳改农场那12年里我是怎么度过的？我愧疚，悔恨，甚至想上吊跳楼喝毒来了断这一切。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明明是爱你的，可是我怎么能对自己所爱的人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呢？仅仅是为了履行自己当年的宣言吗？可是派遣我来的那个该死的组织早就不存在了啊！我想过离开你，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我知道，一个特工的优秀品质就是在孤寂的等待中得到证明，我留了下来，傻了吧唧地以为历史还可以重新改写。现在我知道，如果我的一生是一盘棋，那么，这是何等错误的一盘废棋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姐姐难道不也是一盘废棋吗？下棋人把我废了，而你姐姐是自己走废的，并连累了下棋人。当然，我和你姐姐走的不是一条路，谁对谁错？没人能保证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可以预见历史将怎样发展。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认识你姐姐。你是做情报工作的，我不能给你提供线索，当时你正千方百计寻找任何跟你姐姐有牵连的人和事，说了你就会知道我是怎样改头换面来到延安的了，我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直到今天，一直保密。你看，我隐藏得多么好啊！思稻，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将要死去，我们来世再见吧！到那时，我就不是一颗整天忐忑不安的棋子了。我想重新下盘棋，跟你，跟你姐，在阳光普照下下棋。但愿它不是一盘废棋，我想在那盘棋里找到属于我，属于你姐姐的荣誉。那是人的荣誉。人，才弥足珍贵，棋，终究是棋。思稻，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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