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阳台费力伸出一只戴着驱蚊圈的手：“我叫汪欢实。”目测手的主人不超过二十二岁。
城市里似乎已经很少这种主动结识邻居的人，她吓了一跳，一只鞋掉了下去，对面阳台那人也应声消失。三分钟后，汪欢实出现在楼下，大汗淋漓地向楼上的她挥舞捡到的那只高跟鞋。再三分钟后，汪欢实呼哧呼哧跑上楼，把鞋递给她。她并没有道谢，对于现在的她来说，整个世界只剩庞城抛弃她这一件事。汪欢实对于她没有道谢，感到有些不高兴：
“最起码说声谢谢吧？你是没有礼貌，还是想自杀啊？”
后面这个问题过于尖锐，直指实质。她本来自己沉浸在无边无际否定未来、否定自我的情绪中，却被这个简单又无聊的问题撕开一道滑稽的口子，她下意识辩解：“你吓到我，鞋才掉下去。”回答完，顿感自己的伟大悲伤也变得无聊了。虽然不是基督徒，没有宗教的禁忌，她也觉得被洞穿了这隐匿的内心，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地上散落着她没清理完的东西，汪欢实撑开门，硬挤进来：“我礼拜天听到你和你男朋友吵架，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他……”
“走了！”她被汪欢实这话再次戳中软肋，大哭起来，“我礼拜天出差了，那天不是我……”
马上汪欢实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我听错了，他一直一个人在家，对你很忠诚，没有其他人……对不起。”
灯光萎靡，尴尬的沉默时间里，汪欢实站在她家门口，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她啜泣着，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汪欢实试图转移话题，避开眼前这个女人的爱情悲剧。他说，自己开学大四，非著名大学不著名专业待业生。他还说，学校宿舍暑假装修，他无处可去，本想回家，但看了一本成功学的书，决定拿出所有积蓄在她和庞城这个“高尚精英”小区租一个月的房子，争取认识几个精英邻居，为未来找工作打基础。
汪欢实喋喋不休地说下去，絮絮叨叨地塞满两人之间所有的尴尬。她含糊地点头，还是哭得不可抑制。失恋多像一语成谶啊，无数次地问对方会不会因为另一个人离开自己，当时的庞城都斩钉截铁地说“不会”，可走的时候还是毫不留情。
“你不觉得我是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吗？”汪欢实突然问她。
“嗯？”她走神了。
“你们公司还招人么？我开学大四，可以先去实习一年，你觉得我不错，再转正。”汪欢实胸有成竹。
她摇摇头：“我已经申请出国工作了，帮不了你。”
“就因为这事儿？”汪欢实表情有一丝不屑、一丝遗憾，他严肃又认真地问她，“你怎么能因为另一个人就改变自己的人生呢？！”
她怔怔地看着对方，突然爆发了：“凭什么就不能呢？计划了结婚计划了旅行，为一个人计划了一辈子，那个人却退出了，我凭什么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呢！”
她本来是要去死的，跟家里打好招呼要出国，却在跃上阳台的瞬间掉了鞋。
汪欢实叹了一口气：“我带你去散心。我的房子下礼拜到期，租不起了。算起来，我们还有七天的缘分，你失恋，我也没找到工作。”
直觉上，她应该拒绝，毕竟加上捡鞋的六分钟，她认识这个男孩总共也不过二十分钟。
她想关门，对方却把手坚决地按在了门框上：“你死都不怕还怕我对你怎么着吗？你等我搬了再死，我怕鬼。”
有一种又好气又好笑的情绪在她心里纠缠，她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与想要自杀的人谈判时，不能回答诸如“几点了”、“起风了吗”之类的问题的。因为这种问题都会暗示对方“时候到了”。后来想想，她之所以能答应跟汪欢实去散心，完全是因为当时的汪欢实给了她一个新的暗示“七天之后再死”。或者，她根本就不想死。
于是，她居然同意了。汪欢实提议开车带她去看现场，但到了停车场，汪欢实推出一辆电动车，她却不合时宜地按亮了自己的汽车。她以为的开车是开车，而汪欢实以为的开车，反正就是开嘛，管它什么车。她不想以二十九岁高龄坐在电动车后座秀发飞扬，那种感觉有点像郭德纲演林志颖，虽然年龄相当但怎么都透着一种违和感。汪欢实讥讽她，死都不怕了，还怕丢人吗？
她想想也是，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于是，北京东三环的辅路上，他们踩着电动车超过了行人与自行车，超过了奥拓和兰博基尼，她觉得穿着Lanvin套装和YSL高跟鞋坐在汪欢实的某宝大王牌电动车上的自己，有一种特别后现代的拼贴感。
他们去了音乐节，在下着雨的大泥地里，跟台上的摇滚歌手一起不要命地呼号。汪欢实帮她买了一双人字拖，她把人字拖套在高跟鞋上，给自己弄了个橇——她死都不愿脱下自己的高跟鞋。对的！她本来准备穿着这双鞋去死。于是推电动车的青年带着穿橇的女人，漫步雨中的音乐节。她想起多年以前，她和庞城也一起去过音乐节，他们租了帐篷，挤脏厕所，穿海魂衫回力鞋。她想当时也是高兴的，主要是穷开心。
晚上回去的路上，电动车没电了，汪欢实吃力地蹬着车子，他们还有十公里的路要蹬，光是想想都会肌肉酸痛。汪欢实说要不你帮帮忙吧，她说“好嘞”，然后笑着打开手机里的电台软件，下载了一段“呼儿嗨呦”的劳动号子。
男孩在前面无力地大声抱怨着：“不能帮点实际的吗！”
她笑着摇头，沉默着流泪。那年她和庞城的音乐节后，北京暴雨，他骑车带着她在雨中穿行，掉色的海魂衫把两个人染成阿凡达和蓝精灵。回家后，庞城洗了一个小时的澡，她则多了一套扎染内衣。后来，庞城再没穿过蓝色衣服，她再没有去过音乐节。多年以后，庞城开车载她去看演唱会，依然是大雨。
庞城叹了一口气：“你知道那天晚上我蛋都染成蓝色的了吗！”
至少，她保有了关于庞城不穿蓝色衣服的秘密，这个秘密他或许再也不会对第二个人提起了。
第二天，汪欢实带她去搞浪漫。他跟喜欢的女孩闹分手，对方不肯原谅他。他想了一万种道歉方法，想在女生家楼下摆蜡烛，九十九支白蜡烛摆成一个心，再捧一束花，一遍遍对着楼上大喊“对不起”。她教他安静地在楼下等女孩出现，真诚道歉就好，原谅就复合，不原谅就好聚好散。
汪欢实有些犹豫：“这样，不会显得不真诚不隆重吗？”
她反问：“难道要隆重到尽人皆知、道德绑架吗？”
这种事，她身体力行过。大学毕业时，庞城带她想回家乡过安稳日子，她却想要出国再读书，提了分手却在临走前后悔了。当时的她干了现在的她不同意汪欢实做的事情——她在庞城楼下摆了蜡烛求复合，她爱的庞城在所有围观群众大喊“在一起”的气氛中同意放弃家乡的工作。最终，她没出成国，庞城为了她漂在了北京。于是，后来的每个不美满，她都背上沉重的枷锁：假如当初放他走，她和他的人生会不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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