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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介石_冯玉祥【完结】(39)

  第50章 大骂呈报河南旱灾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的。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这是拿着民命当人命吗?

  就在这两天,河南省的参政员姓郭的大骂政府。郭说,他坐过监,坐过牢,下过狱,他什么都不怕,“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吗,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吗,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还算好,经他这一骂,才派张继等调查去,看到底有没有旱灾。这不是“掩耳盗铃”是什么?饿死千千万万的人,还说看看有灾没有?我想走遍世界也看不见有这样的政府吧!这种行为如何不把人心失掉了呢!郭参政员和苗锺秀先生,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请大家看着河南人吃的“观音土”。人们吃了这“观音土”就不能大便,所以不是饿死,便是大便闭塞死。连红高粱糠都摸不着。这样地吵了一两个月,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因故意去照了许多照片带回来,人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蒋介石也看到相片。蒋介石才说:“你们说有旱灾就有旱灾吧!”他还是一点赈济的意思也没有,这不但河南人难过,全国的同胞听了,难有一个不难过的。

  河南的灾民成群结队地向陕西和四川省逃难。蒋介石知道了,他下令陕西、四川边界上的官吏,截住他们,不许他们到后方来。当时逃难的灾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担,哭哭啼啼地向西方、西南方,或西北方逃。本是指望这样可找着一个活命的地方,哪晓得沿路关卡故意地留难,盘查了一天又一天的,约有七八天,不准过来。逃难的人哪里受得住七八天不放过来,吃什么呢?所以就在盘查的地方饿死了不少的人。那些难民说:“我们早知道不准我们到后方来,我们还不如不逃,在当地饿死呢。”当时惨痛的情形,我们听了这话,就可以明白了。

  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香港来到重庆。重庆的国民党员和重庆的人民,听到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蒋介石对于孙夫人非常地冷淡。有人找了覃振,覃振又找了林森主席,这才在国民政府里开了一个茶话会。那天到会的中央委员有一二百,林主席半死不活地致了几句词,林的意思是不希望孙夫人说话。覃振一面哭着一面说:“请孙夫人说话,我们欢迎孙夫人,孙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们最敬佩的人!”覃先生一说完了这话,委员中就有三分之一落下泪来。于是孙夫人就说话。那天孙夫人说的话虽然不多,但主要的意思都说出了。她说的第一个意思是抗战到底,必须要把所有的失地收复回来,方能对得起为抗战死的人民。第二,政府需要民主,万不可专制,专制一定打败仗。第三、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当孙夫人指责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先生革命遗教时,她忍不住失声而哭了,许多人都受了极深的感动跟着流泪。大家在悲哀中鼓了掌,可是这次的欢迎会,蒋介石就没有出席。许多朋友都彼此相问:蒋介石是尊重孙总理的吗?还是别有用意呢?

  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周围二百里内,无论文武大小官吏都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不,都觉得自己不能问事,因为谁问了事都不算,无论大小事都得蒋介石亲笔下条子,才有人去办。

  举一个例,重庆到南岸的几条渡江小轮都要蒋介石说:“船要洗净!”那些管船的人们说:“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那好了,我们不问,就等你下条子吧。”

  像这样的事太多了,如像各机关的门窗不干净,蒋介石下手令叫一律换蓝布的。因为蒋介石每事都要自己管,于是一切的事都没有人负责任。比如重庆的自来水,每隔一二里路的地方,都有个卖水的管子,担水的人们常常排成半里多路的行列,阻碍着交通,人们没法子走路,也没有人管。为什么?不敢管。同时重庆背街背巷成堆成堆的垃圾,甚至有死的小孩子在那里都没有人管。为什么呢?大家都在那里等着蒋介石下条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事。

  第51章 阻碍献金救国增加抗战力量

  起初我看着吃不饱、穿不暖的士兵们实在是可怜,又加上军财两部,一天都在那里嚷着“没钱没钱”,我就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我自己卖字献金,写一副对子多少钱,写一个横匾多少钱,写四扇屏多少钱。价钱定出之后,找我写字的人很多。本来我希望,一副对子给我五十元,结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这样每月收的钱都直接送给蒋介石,并且都有收据。

  后来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处演讲。讲一次话,有捐一万的,有捐两万的,还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以后有朋友介绍我到自贡市去演讲,那一次我在自贡市总共讲三天的话,他们的献金就有二百多万。自贡市的万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距自贡市七八十里的地方,有一新开的煤矿,厂长姓郭,除了一次捐了以后,还有每月捐。

  我又到五通桥,那里民众的捐款非常热烈,也捐了很大的数目。像范旭东先生办的造碱厂,他们那里的朋友们虽然在艰苦中过生活,还是大量地捐了钱。我到嘉定,那里有武昌大学和地方上的人们,打着旗子,敲着鼓,抬着乡间送礼的食盒,放着鞭炮来献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万。在这里就听见蒋介石派了二三十个特务跟着我,同时也有打前站的宣传说,冯先生出来献金,蒋介石不赞成,因为蒋不愿意民众接近冯先生。

  说也奇怪,我在乐山(嘉定),听见几位老先生说:“这个地方现在平定了,前几天非常危险。”我问他们怎样危险?他们说,乐山这个地方,紧接着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汉人杂居,向来都很自由。不久前,财政部派了一个税官到这里,一下子加了一百多种税。一只鸡,一个蛋,有税;就是一棵白菜,一根葱都有税。这里的民众有两三万集在一起,要求撤掉关卡。蒋介石派了军队就要保护这些关卡,就在门前架起四架机关枪,对老百姓们说:“你们敢反对,就开机关枪打死你们。”百姓们那么多,他们绝不怕。有两位老绅士怕把事情闹大了,就跪在机关枪前说:“千万别开枪啊!”一直闹了一个整天,两位老绅士把这些关卡人员让到商会里头去,好说歹说地说了一个星期,关卡们才把小葱白菜的税减了一些。两位老先生问我:“国民党不是说:免除苛捐杂税。这些什么都上税的办法,北洋军阀政府没有的,满清政府也是没有的。冯先生你说这些事情蒋介石都知道不知道?”我说:“重庆一个渡船打扫干净都是他下条子,像关卡抽税的事不是他命令,谁敢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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