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举行的成都献金大会，共得到一千多万元。那天献金总算是热闹，可是还不如新津献金时来的民众多。假如这天的大会，不被特务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至少当有十万人以上。他们一定要张群说：“人要太多了，秩序没法子维持。”所以那会场的秩序整齐严肃，太规矩了，热烈的情绪实在不够。若各大学各中学的学生们都来参加，不是很好的机会教训青年吗?可是他们怕青年、怕民众，更怕青年和民众和我见面。
蒋介石忽然有电报给张群，约我去重庆谈话。我说：“很好，明天就回重庆。”我问张群：“你对这献金有什么感想?”张说：“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成都北边广汉坝修飞机场，说好了五千万块钱，就可以动工。因为交通的关系，法币没有运到，人民躺在地上，不准动工，要打县长;这是先生没有去过的地方。彭山县是你走过的地方，也要修飞机场，那里地方的人民情愿把土地献给国家不要钱，从此就可以证明你的献金运动到过的地方和没有到过的地方有多大的不同!”
第52章 用种种阴谋破坏献金大会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从成都回到重庆，在中央纪念周报告献金经过。所有的中央委员和文武百官左一次、右一次地鼓起掌来，一会儿闭不住嘴地哈哈大笑，一会儿又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地紧张起来。蒋介石在旁边坐着，好像很不痛快的样子。散会后，好多青年朋友拉着我的手说：“中央政府开会，这三四年里头没有像今天这种自然的快乐表现。已往无论开什么会，总是说：奉总裁谕……弄得大家觉得一点兴趣也没有，今天真算是第一次。”虽然大家对于我的献金运动都赞成，可是，蒋介石是不愿意我再去做节约献金救国的工作了。碰巧这时江津的第九中学校长请我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借着这个机会又发动了各界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这里共发动献金一千三百多万。
县立中学有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被他们的先生领着来见我。这些女学生说：“我们正在发起大会献金和常年按月献金。因为我们没有到前方杀敌，我们总觉得对不住前方的父兄们，我们愿意在忙里抽暇，每人每月做一双军鞋，献给前方战士。冯先生你说可以不可以?”我说：“那可好了，我们前方的士兵穿的是草鞋，走不了三两次山坡，一双鞋就坏掉了;若有布鞋，不论如何，十天八天坏不了的。”那些女孩子听了我的话欢天喜地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报上登着她们发起献鞋大会，不到三天，全县女学生都响应了。她们献了几千双鞋，鞋里面两边都写上字，一边写的是：献给前方抗战将士;一边写的四川江津县某高中某姓敬献。这是多么切实新鲜的爱国举动呀!但蒋介石的特务到处破坏着说：“士兵们草鞋穿惯了，布鞋没有穿惯，只有老冯从前带的队伍是北方人才穿呢!”这种的破坏造谣是多么可笑啊!
此地军政部的监护队，把百姓的菜一拨拨了五六船，运到重庆去卖。民众们来对着我喊冤。又加上这些监护队的船靠在江津县河边上，那些士兵们进城来到戏园子来看戏，不买票。这城里的士兵把着戏园子，没有买票的人不叫进去，因此大吵起来。监护队的士兵吃了小亏，跑回去把步枪、机关枪都拿来，就在街上打了几个钟头，百姓打伤了二三十个，墙上打得满是机关枪眼。我来到这里，绅士都来告状。我问政府派人查过没有，县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对我说：“我们打了电报到中央政府，政府查的人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冯先生，你看政府练的兵，自己打自己，把我们老百姓打伤好几十，还叫我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真是没有看见过这种害国殃民的政府。”我把这件事马上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说：“已派人去查去了。”江津县参议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说蒋介石草菅人命。
江津县西边有个地方叫白沙，那里的大学和中学很多，献金的那一天很热闹。因为全是些青年学生，大多数都是由各地逃难来的青年学生，他们简直把所有的东西都献给国家。因为商会的人们不肯多出钱，学生们都跪下了，叫他们救国家不要只管自己。大公报写了一篇文章：“我们都跪下了”。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那篇文章也不会不落泪的，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是事后蒋介石的特务造谣言说:学生跪下是老冯设的法子压制商会的人。特务对商会的人说：“最好你们不要献金，看老冯有什么法子。”
我在这里看见一位东北青年姓王的，他听了我演讲之后来见我，说他有件很难过的事。他在一个中学念书，大家都吃不饱饭，要求校长改良伙食。他是个代表，说话多了，就说他是共产党，把他吊起来，左打，右打，叫他承认是共产党。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问那位法官，说：“法官，假若你自己的儿子被人家无缘无故地这样地打，这样地吊着，你看见了心里难过不难过?”这位法官被他这一问，天良发现了，过了不久把姓王的释放了。现在，这位姓王的学生，在大学先修班读书，但伤痕仍然留在身上。他一面说着，一面把里头的小褂脱下叫我看他身上被鞭子打的疤痕。这个青年的背被我摸的时候，他的泪如雨下，痛心极了。他说：“我们把祖宗的坟墓丢在东三省，父母也抛在东三省，为了自己不肯当亡国奴，跑到四川来，要抗日，要救国。谁想到说一句话，就说我们是共产党，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挨打的挨打，这真是黑暗到极点了。”
从江津县到合江县，这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刘举人，对献金的事，帮了很多的忙。我把我在成都兵工厂做的钢铁戒指，带了一些来，这种戒指上面刻的有“献金救国”及“冯玉祥赠”等字。我向合江的百姓说明献一个金戒指即给一个钢戒指，人们为了留下一个抗战纪念的东西，所以献金很踊跃。
钢戒指的发动，乃是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宏对我说，他在图书馆看书看见德法战争时，德国军费难办，就想出用钢铁戒指换金戒指和宝石戒指的事，五六百万只戒指也能值很多钱。到了一次大战之后，一个钢戒指就值十万、二十万元了，可见纪念的价值是很大的。江津合江的妇女把金戒指造成字，造成地图献给国家，她们真是热诚极了。
由合江到泸州，泸州比合江县大得多了，从前是个直隶州。这个直隶州有一段历史：在明初的时候，重庆和叙府、宜宾都争这一县。这里的县官以为无论归哪一边都要应酬，若直属成都，就为地方人民省许多款项。因此，州官就上了呈文到成都，说明这个道理，结果没有准。这位州官又直接奏明太祖朱洪武，想不到被明太祖怪罪下来，说这个县官不应当。这位县官觉得这一番好心不蒙采纳，反而受了申斥，他就跳江死了。全县的人民都闹起来，于是明太祖朱洪武才准了泸县改为直隶州。那城边有个庙就是死的那位县官的祠堂，每年二月、八月地方上的人都来祭祀他。可见为民谋福利的官吏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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