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这样，为什么杀李、闻二位呢?
第63章 有时也像傀儡
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国防最高委员会中，蒋介石交下去年年底陈诚提出来的大赦政治犯的案子，请大家讨论。头一个就是居觉生，说：“很多很好的青年关在监狱里不能做事反来吃饭，把他们放出去，又省得国家给饭吃，他们又可以为国家生产。”邵力子说：“大赦政治犯应当办。”我说：“这个案子已嚷了八、九、十年了，今天完全胜利了，更应当快办这个案子。”
当时，除了我们三个人说话之外，没有别人说话，这样应当通过了。哪晓得蒋介石的一个走狗，一个小孩子而且是列席的，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办，蒋主席就不愿办这个案子，请大家万万不可通过，通过了这案子增加蒋主席的困难。”这个人就和蒋介石的太监一样，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办法和他辩论，就这样又把案子搁起来了。我觉得蒋介石用的这些狗完全是助纣为虐残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我当时气得不能行，回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也把它抄在这里，希望读者可以明白当时的情形。
“交议陈诚部长十二月二十七日提案一件，系呈请于三十五年元旦颁布大赦令者，祥阅签呈，实有先获我心之感。益日寇侵凌，国土丧乱，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者，不识凡几，因而铤身走险，以谋衣食，以育子女，作奸犯科，根源在此。
“八年以来，民之痛苦极矣。除甘心卖国的汉奸，贪污祸民之官吏，罪不容诛而外，其他人犯，祥每思其罪行，考其究竟，愈觉如坐针毡，汗流浃背，愈觉罪不在人民，而在我等公仆之身。世间安有不畏法不识狱中之黑暗酷虐，而自投罗网之人?今胜利已临，建国已开始，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实为非常时期，应实行非常之法，大赦罪犯，正宜此时。昨日居院长觉生、邵秘书力子及祥均经赞同此案，并深感有即日施行之必要，乃不料一二人以为应再考虑，交付审查。何日再议，何日可决，何日可行，则难言矣。一二人之咬文嚼字，数百万人之自由不得复;一二人之阻挠，开明政治步伐不得大步前进，实觉令人惋惜。若在平时犹可言之，值此国家大转捩之际，深盼蒋主席当机立断，采择众议，即日行之，善莫大焉，此其一。
“再者，阅今日报载中央社通讯，昨日国防会中主席指示：‘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依此原则，对现行法令，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于十日内拟定办法，呈核后交政府施行，政犯于七日内调查明确，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此两点政策之披露，甚觉重要，且为多年来人民所望者，即付实施，愈快愈好。祥曾为主席诵读文韬第一说记姜太公说，文王有言曰：‘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恶，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又忆及美故总统林肯之故事，云有一童子年十二岁，以其父犯死刑，即将就法，在此最后之时间，乃思林肯或能救之，即往谒总统，愿以自身代其父死。林肯削苹果一半予之，令其畅述其父犯罪及家庭间之情形。述毕，复哀求林肯允其所请，林肯乃予另一半苹果交彼云：‘汝返家，可与你父共食之。’此子知林肯允释放其父，返家后，父亲果获释，一家之欢快不可言喻。此一段故事，可知林肯总统爱民之亲切，救难之快速。祥素知主席英明果断，必可坐言起行，媲美林肯也。持枪作战者，均可令人停战，何况手无寸铁之人民予自由，政治犯予开释，普通犯予大赦诸事哉!化干戈为玉帛，以人民为朋友，此其时矣。”
第64章 主使特务流氓各处打人
重庆有个沧白纪念堂，那是纪念杨沧白先生的。杨沧白先生名字叫庶堪，早年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革命，后来做四川主席，道德学问都很高尚。他死了之后，重庆市民在重庆市内建了纪念堂来纪念他，名曰沧白堂。
当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后，许多赞成政治协商会议的人们就在这个纪念堂开有一星期的会，每天请人讲演，为要使人民大众了解清楚什么是政治协商会议。每一次到的人很多。蒋不愿人民了解政协的意义，就派特务故意地在那里捣乱。先是乱挤乱推，后来丢石头抛砖块，接着用铁尺、木棍乱打，把会场打得乱七八糟。人打伤许多，桌子凳子全被破坏了，房顶也破了个洞。有人把这事说了，我去看，只见破烂的桌凳，堆在墙角的一边，正有几个外国记者在那里照相。当天十二点，蒋介石请吃午饭，有些常务委员都到了，我就把看到的情形对蒋介石说了。我说：“这种野蛮现象被外国朋友照了相去，外国报纸一骂，重庆政府不好。是的，人家骂我们，我们可以说，那是共产党报纸的，或是共产党造谣言。实在说起来，这样的做法太不对了。”蒋说：“吴铁城赶紧去看去，快快地把它修理好了!”吴铁城满嘴里说：“是是。”过了两天，我又去看，有些木匠在那里收拾桌凳，有些瓦匠在那里收拾屋顶。打伤的人是谁打伤的，蒋介石是一句不说。我对蒋介石说：“若是这样下去，社会永远不会安定，将来不晓得要出多少条人命。常说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起头很小，若不赶紧禁止，将来一定出大事。”
不多两天，较场口开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那天到的人很多，本来筹备会的时候，早就约有蒋家团体的人们，他们从未出席一次。到了开大会的头两个钟头，所有的打手特务都到了。特务们自己当了主席，就吹起来唱起来。李公朴先生刚一说话，就把木棍、铁尺、石头、瓦片乱投起来。郭沫若先生的眼镜打碎了，头也打肿了。李公朴先生的头顶打有二分深的口子。劳动协会的一位工友，也被打得头破血出，几乎要了命。育才学校的学生离主席台很远，后来特务们说育才学生是打手，这不是活见鬼是什么?听说这次陶行知先生和沈钧儒先生几乎也被打着。
后来知道重庆有一位叫刘野樵的自告奋勇地包办了这次的事，台下的特务打手，除了特务之外，那些打手都是刘野樵用两万现洋一位雇了来的。刘野樵往领钱的地方去报，雇了打手五百人，实际上只有二百五十人。因为这一次的大打，刘野樵可真是出头露面了，除了一千万赏金以外，还得了重庆市参议员的位置，后来因为分赃不均，各报上都登出来了。有的打手说：“若不是我帮你去打，凭你个刘野樵就会当上重庆市的议员?”刘野樵也不示弱，他说：“少分了一点钱，你也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来，你这种行为，还算有人格吗?”一面说着，一面跟着打起来，又打个头破血出。想不到重庆市的参议员发了电报把刘野樵的土匪行为完全揭露出来。结果，刘野樵的参议员名义被取消了。拿这件事来看，就证明了，政权在手的人，万不能利用土匪。像刘野樵这样的人做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很多来，只有袁世凯用过这个方法。
第65章 把三民主义变成三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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