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复段祺瑞电：“曹吴祸国穷兵，残民以逞，甘为戎首，举国痛心，文已移驻韶关，宣告邦人，出师入赣，期与浙奉义军一致讨贼……”
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致卢永祥电：“曹吴祸国，稔恶贯盈，除暴锄奸，咸同斯愿，文已宣布国人，一致声讨……”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北伐宣言(前略)：“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于东南，则久之悬不决，金法郎某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亦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令出师北伐，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正重为国民告，且为友军告者，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
一九二四年九月五日：“去岁曹锟背法行贿，渎乱选举，僭窃名器，自知倒行逆施，为大义所不容，乃与吴佩孚同恶相济，以卖国所得，为穷兵黩武之用，借以摧残正炎，消除异己，流毒川、闽，四海同愤……”
关于这一类的文件，要抄写起来，几万字都抄不完。大家请看看，中山先生是不是说吴佩孚是贼?是不是说吴佩孚是国贼?是不是说吴佩孚是卖国贼?而蒋介石反倒拿着吴佩孚当他的前辈先贤，这是不是背叛了中山先生的教训?
第67章 杀大学教授
自从政协开会之后，各党各派的和无党无派的同胞们全都是分外地高兴，都以为从此就可以民主，就可以自由了。谁想政协开过之后，特务们还是在各处乱打人，乱抓人。当然有一些大学教授和一些大学生们看着更觉难过，免不了要说正义感的话。那些大学教授们说的话，都是全国同胞们所要说的。如同为什么不给我们自由?为什么胜利后还不实行民主?为什么乱打人?为什么活埋人?为什么还是打内仗?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话，在云南昆明的一位大学教授李公朴先生给特务打死了。李先生是位美国留学生。他是在民主国家学的学问和知识，他愿意把他所学的贡献给他自己的同胞，把他自己的国家也改造成一个真的民主国家。就因为这样，蒋介石授意他的特务在昆明把李公朴杀死了。当时有很多正义的人都是气愤填膺。有一位大学教授闻一多先生，在会场里说了许多不民主乱杀人是罪恶的话，出了会场又被特务开枪打死了。闻先生也是美国留学生。他被特务开枪打死之际，他的儿子伏在他父亲的身上说：“你们打我吧!不要打我的父亲。”那些特务就把闻一多的儿子也给打伤了。这两位大学教授都受过完全教育的，都是为了和平民主来呼吁，手里并没有枪和刀，况且蒋介石说过的许人们言论自由，为什么说了几句话就要特务把他们暗杀了呢?这不是太卑劣吗?当时云南省党部是李宗黄负责，特务归他指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出了，人人都说李宗黄应从严惩办。但是蒋介石一面把李撤掉了;可是，同时又把李调到中央党部更升高了李的地位。谁能说蒋介石不是杀死李闻二位先生的主凶呢?
第68章 随便乱杀公务员
派到前面去接收的不是蒋的心腹，便是蒋的亲戚朋友或老乡。还剩下的文武机关的公务员怎么办呢?那才是出奇到万分呢。能雇民船的雇民船，能坐汽车的坐汽车，坐飞机坐轮船都好。总而言之，抢到什么算什么，抢不到的那只有倒霉，谈起来也真算可怜到万分!有些公务员带着家眷、桌椅坐着民船，一船一船地都翻到江里。他们在这八年抗战里，什么苦都吃过了，打算现在可以回家看一看，哪晓得连尸都抛到江心里去了。要说死的这些人，不是蒋介石害死的是谁害死的呢?好多的桌椅、凳子，各项文卷等还没有过巫山巫峡，船就翻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够多么痛心呢!
蒋介石找我坐飞机到南京。我说：“不成，我不能坐飞机。”他问：“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我说:“抗战的时候，许多亲戚朋友都因为不愿意当亡国奴携家眷逃出来了。现在胜利了，我留他们在这里不管，我自己回去了，他们怎么能走?别说他们没有钱，就是有钱，他们也回去不了。我盼望你给我一条船，我可以把这五六百口子亲的厚的都带回南京去。”他觉得我这话不好听，可是，他也不能不给我船。我说得很清楚，他不给我船我就不走。
事有凑巧，朱绍良给我预备的船叫“民联”。这样正好，我的一切的朋友们，凡是自己不能走的我都请他们同我一路走。这样我们在“民联”上就真成为“民联”了。我们大家作诗的作诗，开会的开会，写文章的写文章。实在算起来在船上我们有九百多人，这些坐船的一个钱也没花。有些朋友们道谢我，我说：“这是你们应当的，蒋介石应当为每一个因抗战而到重庆的人预备船，大家为什么到四川，都是帮助政府抗日的。今天我们胜利了，应该喜喜欢欢地回南京才对。说政府出钱，谁不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难道说，还叫蒋介石回去卖地吗?这是蒋介石应当请你们大家的。他不请你们，我替他请你们，快不要说谢我的话。”
在重庆未开船以前，因为听说到办水利的事，我就托朋友找了几本英文本子关于“田纳西水利”的书，就知道美国有一个很伟大的事业，就是威尔逊大总统提倡的，罗斯福总统实行的，美国田纳西省打二十几道坝，不但把水灾旱灾都免了，并且把蚊子都弄得没有了。因此，我就想着，假如我们中国能够这样办，岂不也没有水灾旱灾蚊子了吗?
过了几天，许多民主人士从上海到南京来请愿，才到下关车站，又是较场口那一套，叫许多的兵穿上便衣，把马叙伦、阎宝航先生们，雷洁琼女士等都打伤了。还有大公报和新民报的两个记者也遭受了毒打。我觉得这真是天翻地覆的事情。民国的公务员都是公仆，人民都是主人，仆人打主人，还不是造反是什么?我马上给白崇禧打电话说：“抗战以前大学生们到南京来，因为那些大学生们说话激烈，就有人主张叫张治中开枪去打。张说，若开枪打学生，你们去，我不去。结果张治中见了学生痛哭了一回，学生也都哭了，那件事情才过去了。今天把人民的代表都打了，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不是蒋介石打的是谁打的?赶快去认错，赶快去赔礼才对啦。”白说：“请你听着，我给陈诚打电话。”那天，白对着陈诚真是发了脾气。可是那些被打伤的先生们，怎样也想不到胜利以后，他们代表着人民的意思，用和平合法的方式向政府来请愿，都遭受到蒋介石这种残暴的毒手。
第69章 用黑名单杀陶行知
就在下关打了人民代表后，不多几天，特务机关开出了一个要暗杀的黑名单，第一名就是陶行知先生。一些民主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陶行知也知道。政权在蒋介石手里，他有大量的特务人员，他要打谁就打谁，他要杀谁就杀谁。既然有了黑名单，他还跑得了吗?因此，陶行知先生就下了决心，他自己随时要为和平为民主被蒋介石打死的。他就把他多少年来的文件、书札、诗稿等等的东西，一连整理了几天几夜，预备着死。同时，在陶行知先生住的地方经常有五六个特务员带有手枪、炸弹，盯在门口。同时上海各地都在抓人，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陶先生就在这种情形下，在一个厕所里，一头栽下来，死了。像这样一位几十年不曾见过的民主自由教育家，这样的就被独裁者给迫死了，总有一天会有人和蒋介石算账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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