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导演生涯中，两种情况都有幸遇到过，经验告诉我，修改意见不怕多，30条也不可怕，越多越具体，越具体越好修改，也就说明只要听话，通行在即；怕就怕寥寥几笔行文，用词十分抽象，比如说：整体感觉有些消极，调子比较灰，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导。看到这样的评语，所有的导演都会心里一紧，汗当时就下来了。我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红楼梦》、《围城》，包括戏剧大师关汉卿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是应该好好“修改”
２
西面的门头沟山里，门头沟的山不好看，都是石头，也没有什么植被，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荒山野岭，山里除了采石厂就是煤矿。不知道瑞士人为什幺看上了这里，可能是他们怀有强烈的阿尔卑斯山情结，但这俩山也差得太远了，完全不是一种姿色。
郑小龙想了一个创意，就是要把港台贺岁片的概念移植到国内来，拍一部贺岁电视剧放在春节期间播出。
想来想去，几个人一致认为，续写两集《编辑部的故事》成功的把握性更大一些，一是喜剧，二是大腕云集，三是观众对人物熟悉，不用从头说起，四是很多观众一直对《编》剧的续集翘首以待。编剧的事落在了我的头上，同时小龙还对我委以重任，负责召集原班人马。我用了3 天琢磨，10天写完了剧本，起了一个非常喜庆吉利的剧名，《万事如意》。
1996年11月的一天，在事隔6 年后，《编辑部的故事》的原班人马如约到齐，鱼贯走进香山摄影棚。众人望着依照原样搭建的“人间指南编辑部”，感慨时间无情，似水流年。李冬宝、戈玲、于得利、牛大姐、刘书友和总编老陈，纷纷沉默着坐在自己原来在剧中坐着的位子上，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刘书友和牛大姐看上去还是原来的样子，李冬宝和戈玲却已经不再年轻。难得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也是原班，大家相见格外亲切。赵宝刚导演走进来，还是老习惯，耳朵上别着根铅笔，手里拿着剧本，看得出来他也很动情，愣了一会神，喊了一声：给灯。布景上吊着的灯全部亮起来，宝刚说：对词。现场安静了，那一刻我蓦然发现，宝刚已经人到中年，两鬓杂生出许多白发。我站在暗处，看着熟悉的场景和人物，听着熟悉的台词，恍若时光倒流。我的嗓子眼儿一阵阵发紧，我想如果把这一幕拍成纪录片，其感人的力量要远大于绞尽脑汁编出来的剧本。我轻手轻脚默默地走出摄影棚，一个人坐到化妆间里，化妆间里每面镜子前都亮着一圈明晃晃的磨砂灯泡，房间里亮得一片灿烂，令人感到处在一个极不真实的世界。mpanel（1）；
我想起一件往事，6 年前，拍摄《编辑部的故事》时，于得利的扮演者侯耀华，因为晚上总是吃中午剩下的米饭，心里很不痛快，于是找到制片主任刘沙提意见，刘沙表示一定改正，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晚上，侯耀华如愿以偿，吃上了新焖的米饭。没想到侯耀华不但没有感谢，反而更加气愤。我对此非常不解，问他：侯哥，你给人家提了意见，人家马上改正，您怎么还急了呢？侯哥对我说：如果我提了意见他们还是没改，那说明他们确实有困难，做不到，我今天提了，明天就改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就是不愿意给你弄。你说我能不急吗？
侯耀华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思考角度令我受到很大启发，这种看似情理不通又在情理之中的思路，为我日后认识生活提供了崭新的角度。
《万事如意》如期在九七年的春节播出了，平心而论，由于剧本的原因，戏很一般，但仰仗着盛名，收视率还算不低，相当于过去存了一笔钱，这次取了利息。
这部电视剧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国内贺岁片的先河，而它的始作俑者非郑小龙莫属。
九七年的春天到了。从那时起，借着《万事如意》吉利的片名，我拍电影的事情也开始有点万事如意了。
３
春节刚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韩三平厂长约我聊聊。
大致的意思我还记得，他说：你在北影拍的三部影片，两部栽了大跟头（我知道他也忌讳说“枪毙”），作为厂长，我有责任把你打捞上岸。眼下那么多拍电影的导演跑去拍电视剧，而你却毅然投身到电影行列中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应该支持。当初电影局领导班子重组，工作重心是抓整顿，刚好你的片子在那个时候出炉，所以你算撞到枪口上了；现在不同了，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到了电影的板凳上来了，工作的重心自然也就转移到了抓创作，抓整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抓繁荣，这是衡量电影局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这个转变的过程希望你能够理解。
他又说：你也要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地准备剧本，和电影局多沟通，我尽全力支持你。
我问他：拍什么东西能通过呢？我显然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导演。
他说：你多虑了，就你来说是对事不对人，即使有一些成见也是可以消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拍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当然，我并不是说，让你这样的导演去拍“主旋律”，说句心里话，让你拍“主旋律”我们也不会放心。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特点，可以拍一部贺岁片。喜剧这种形式，领导、观众、创作人员三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重点就在观赏性上下点功夫，我认为一部高票房的电影，一点也不亚于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拿到的任何一项大奖。电影局的工作我去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我已经和电影局的王更年局长沟通过了，他也表示欢迎你继续拍电影。关键看本子。
他又说：现在下岗已经成了热点的社会问题，你能不能拍一部反映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喜剧？
我说：这样的题材有人看吗？不是所有的社会热点都能成为电影的卖点。下岗工人是没有心情去看电影的；在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岗人的心情。在现实中承受苦难的人，在电影里要获得解脱。
我想起了王朔的一篇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向韩厂长大致介绍了小说的中心情节—— “好梦一日游”。
韩厂长说：这倒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电影结构，每个梦的消费者都要从中有所体会，但不能是消极的，应该是积极的，充满诚意的。把住这个方向改剧本，通过不会有问题。
韩三平的一番话使我重新鼓起了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勇气，后来张健亚导演把当时的情况编成了段子，他说：中国电影好比红军在长征路上，韩三平和朱永德（上影厂厂长）是抬担架的，两个人的区别在于，朱永德的担架队穿得比较干净，他总是想把担架队打扮得像是仪仗队；张艺谋和陈凯歌是“二四方面军”，一个要往这边走，一个要往那边去，最后两个人都犯了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田壮壮是因为抢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养伤，每天都在给老乡的闺女讲革命胜利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神话；和平和孙周是躲在上悔租界里，喝着咖啡吃着面包，心和红军在一起的左翼联盟，长征就不参加了，但时不时也得发一封电报给红军，说你们是中国的希望，等革命胜利了再去北京；周小文则是王左、袁文才，打下一个寨子就不走了，当起了山大王；还有谁是在苏联养伤我记不清了，印象中好像说的是谢飞。说到我时，他是这样形容的，原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正好红军途经此地，遂起了当红军的愿望，加入了韩三平的担架队，没走多远正赶上肃反，拉出去就给毙了，结果枪法不准没打死，大雨一浇又醒了，痴心不改，又爬起来追上了过草地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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