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六亿：“别忘了给我跟警察作个证，你可别也是个小人。长得有点模样的女的，都有点让人不放心。”
刘小芸反问：“我好看吗？”
葛六亿端详着说：“乍一看不怎么样，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
刘小芸笑了，她推了葛六亿一把：“你好讨厌啊。”
阮大伟和几个朋友分乘两排上行的缆车上。
阮大伟回过头对跟在后面缆车上的人说：“呆会逮着他了，先给他抽成一胖子，（指着脚下树林间山泉冲出的河道说）然后等缆车下来的时候就从这给他扔下去。”
后面的人问：“不剁他了？那你刀不是白带了。”
阮大伟：“不剁了，改摔他了。”眼睛俯看着脚下掠过的地形说：“这不行，太矮了，得找一高点的地儿扔。”
后面的人又问：“摔死怎么办呀？”
旁边的人：“你还认真了，让他过过嘴瘾吧。”
阮大伟指下面的一道深沟喊：“就这儿就这儿，就从这往下扔。”忽然他愣了，指着下面的手僵直地停在空中。
顺着阮大伟的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葛六亿站在一块巨石上，向着空中的阮大伟挥于：“伟哥，我可是守信用的。咱俩这算见着面了吧？小芸在上面等着你呢，你把钱从这给我扔下来。别琢磨了，你也没胆跳下来，还钱吧。”
阮大伟无奈又恶狠狠地说：“行，你真是够高的，我给钱。”说着拉开提包的拉链，把一提包裁成人民币大小的纸钱撒向葛六亿，嘴里说：“纸钱，留着自己烧去吧。我就防着你这手呢。”
纸片在葛六亿的头顶飞舞，像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山谷里。
淤出来的聪明
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
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
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略过了这些表面的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
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的。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蹬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这么说吧，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地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逼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所以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种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战争，话语权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顿的手里，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称中医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医学的范畴。我和他抬扛，问他：那为什么还有中医、西医的区分？他说：就不应该有中西医的叫法，只有“医学科学”。如果非要区分，勉强可将中医称之为“祖国医学”。他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听起来都对，令在场的人无不认为英老师学识渊博。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副中药。我说，好呵，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扛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
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对他们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们能在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
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的争执。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7 遍。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
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
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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