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总是会随身携带着笔记本。不管是参谋们的话还是人民的诉求，我父亲都会全部记下来，只要一有空就拿出来看，并且思考研究对策。就连就寝后躺在床上突然想到的想法，他也会起身点灯，将想法记录于笔记本上。母亲也一样，在她走访全国民生现场时，听到的意见或民怨她都一定会记录于笔记本上，指示具体人员去改善，并追踪后续的情况。我母亲认为说的话与记忆会忘记，但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即使过一百年也会被保存下来。或许是因为从小看到父母这样做的缘故吧，我也是一直都保持着勤记笔记的习惯。
不能遗漏与人民的约定，所以我的笔记永无止境。
在担任党代表的期间，人力市场、单亲家庭、寻找失踪儿童、残障设施、传统市场、农渔村、试点学校等，我访问了一百五十五个以上的民生现场。政治必须与民众同在才对。到民众所在的地方，用眼睛和耳朵来得知真正的问题所在，是政治人物应该做好的重要课题。所以我一直努力到处走访，倾听民众的心声。当然，我的小笔记本成了“约定笔记本”，跟随我实际探访民生现场。
实际探访民生现场后，我习惯在回程的车上赶紧在笔记本里记录。特别是现场答应要帮忙的内容，不论再怎么细小的事，也一一记在“约定笔记本”里，并经常追踪进展。
作为随身带着恐怖“约定笔记本”的笔记本公主，身边的助理与大国家党事务处职员们的辛苦自然可想而知。
“答应西海岸花蟹渔民的事，现在进展得如何呢?那天我们不是答应要减轻他们的育儿负担吗?”
翻开笔记本，一项一项追问的时候，身旁的党职人员们总会眉头紧锁。怎么可能不会呢?为了遵守一项约定，必须提法案;若要反映到预算则需经过无数次的争论，承受极大的工作压力，不经多次的程序与同意是无法达成的。相关工作人员到处为此奔波的辛劳我非常了解且心存感激，但我依然还是只能当个督促的坏上司。为了让笔记本里的约定彻底实现，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我国政治史上首度在2006年3月诞生了《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就是多亏我的助理与工作人员的努力。虽然没有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本书是新政治、生活政治的开始。
这本书详细记载了过去我在国会总选、地方选举政见、民生现场探访之中与国民承诺过的约定事项，以及遵守了多少约定、进展的阶段、尚未实践的事情有哪些、为何尚未实践的理由等，内容多达三百多页，制作这本书的人员的辛苦难以用言语道尽。
“押海大桥、新千年大桥的预算怎么样了?”
“是……那个……”
我每天都这样劳烦他们，他们则为了掌握约定情况与实践进度，总是劳累奔波。
有些国会议员看到那本书，甚至说“要选总统的人应该看远一点吧，LPG特税、育儿预算、全罗南道沿海的建桥事项，为何花精神在这些琐碎的细项上呢?”我的看法却不相同。国民生活方面真正需要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政见，或者为了吸引人气而许下无法实现的甜蜜诺言。我认为即使受惠者很少且媒体也不太注意的小约定，身为政治人物都应当抱持负责到底的态度。
“书到了!”
印刷所才刚刚印好的热呼呼的《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到了。大国家党遵守了约定的百分之四十，其余百分之六十是处于继续追踪中或者因为无法获得执政党配合而延迟的事项。看到这本白皮书我心想，一定要继续做到百分之百都实践的那天为止。很可惜的是，媒体并没有太注意这本书，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但我认为只要是大韩民国的政党与政治人物，都应该有类似的白皮书，为实践约定而不懈努力，相信这样绝对能够实现真正为人民的“生活政治”。
为遵守约定而做的选择
在我担任党代表的两年三个月期间，最心痛的是《行政中心复合都市特别法》通过的那段时间。原本在第十六届国会上通过的《新行政首都特别法》，在2004年10月21日被宪法裁判所判定违宪。随即在国会，朝野成立了新行政首都后续对策特别委员会，讨论此问题。大国家党以将燕岐、公州地区建造成多功能复合型都市为目标，与执政党达成了协议，但是政府执政党却在2005年2月5日提了移转十六部四处三厅政府机关的特别法案。
与执政党不同的是，大国家党内对于这个问题分歧很大。有些人主张，既已被判违宪，就干脆当作没这件事持反对票即可;但有些人主张，既然是第十六届国会通过的，我们大国家党有责，所以应该与执政党协商，持赞成票使其通过。
在农历新年之后的2005年2月11日，我召开了对策会议。经过两小时的会议后，我下了结论：“现在已经无法当作没这件事而回到原点，我们也有责任在身，所以在特委会应该尽量与执政党协商，并在议员总会上决定党的决议。”而且我嘱咐身为特委会大国家党监事的金学松议员，要在特委会尽最大努力。2月23日朝野特委会协定的方案是十二部四处二厅移转到燕岐、公州地区，国家财政支出的上限为八兆五千亿韩元。
刚好那天是正月十五，早会结束后我就出发参加在釜山海云台沙滩所举行的赏月庆典以及釜山大学经营研究所的演讲活动。我在首尔站搭乘KTX(韩国高铁)南下釜山，就在快到大田时接到了秘书室的急电，说特委会的朝野协商完成了，需要立刻召开议员总会，要我赶紧下车改搭前往首尔的列车回去。
我一到达国会就召开了议员总会。议员们意见分歧很大，双方针锋相对，一时之间难以讨论出结果。最后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以投票决定党的决议。投票结果为四十六比三十七，赞成票较多，但因反对票也不少，实在是一次非常困难的决定。
情况从那时起开始恶化。3月2日的全体会议票决即将展开，但是反对此法的议员们在会场持续抗议，以致出现“法案处理延至4月吧”、“议员总会再投票吧”、“举行公民投票”等主张。几位议员甚至表示，如果此法通过将辞去国会议员一职。在同党议员提出辞职的情况下，我身为党代表必须正视此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也必须思考解决方法。
但我必须作出决定：身为一个公开政党，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的情况下，党的决议是不能变更的。我认为，为了政党的未来也不应有此举动。
3月2日，五十天前我才亲自任命的政策委员会议长朴世逸因反对党的决议而宣布辞去议长一职。我身为党代表，还是必须遵守党的决议。我相信那是党代表的义务，至今我的想法也不曾变过。
那天我在议员总会表示：“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满，但是一个公开的政党是不能进行再投票的。这条法案已成为我们党的决议，请各位依照赞成与反对的信念于全体会议投票吧。”那晚，在反对派议员们的高喊与推挤之中，于国会全体会议的会场上通过了此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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