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
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思想栏杆
耶鲁大学换了校长。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对政府提出警告：执政者不能够把自己看作民众的思想保姆，认为民众是婴儿，需要思想的喂哺、灌输。校园中思想的自由独立尤其不可以侵犯……
在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堡垒的国度里，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有必要说这样的话?
在耶鲁校长演讲的同时，一个叫玛格丽特·兰道的女作家正在与美国政府打官司。原来是美国籍的兰道放弃美国国籍，变成墨西哥公民。美国政府要将她驱逐出境。检察官的起诉书指控兰道“说谎”：兰道的文章说卡斯楚是个“英明”的领袖，说南美的共党是“英雄”……这些言论与美国总统对局势的解释相反。总统的说法是“事实”，与“事实”相反的言论就是混淆视听的谎言……显然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是围了栏杆的自由。栏杆所圈的范围或许比许多国家大一点，但是思想的栏杆还是存在，保护圈里的婴儿，怕他爬出来。耶鲁校长显然不怎么喜欢这些栏杆。
以法令来控制言论还算是有形的栅栏;看得见，所以有人为它打官司，有大学校长加以批判。 无形的栅栏却在静悄悄中进行潜移默化的任务。看看USA TODAY的一段新闻报导：
“全球犹太组织将奥地利总统华德翰与纳粹杀害犹太人有关的新证据交给大法官米斯，并且附言：‘公诸世界——美国不欢迎纳粹!’
犹太组织所搜得的文件中，有些是纳粹传单，上面有华德翰的签名：
传单一例：把犹太人干了，过来吧!
华德翰的发言人说，这些指控没有根据，因为华德翰当年地位不足以签署文件。……
即使法务部把华德翰列入纳粹名单而不许他入境，他仍旧可以利用他的外交身分进入美国。
华德翰承认他曾经是纳粹情报人员，但否认与战时暴行有关连。
犹太人却已搜集许多文件显示华德翰与几千个希腊及南斯拉夫犹太人的被杀有关。”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华德翰是否当年真的与纳粹暴行有关，只有天知道。几个月前当他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嚣声指控，说他不够资格当总统，却使奥国老百姓恶心之余，反而支持华德翰。这一篇应该是不偏不倚的新闻报导，却隐藏着强烈的偏倚。一开头，就出现了“证据”这个字眼;指控的一方说是证据，就算证据了吗?记者显然完全采用了控方的论点。一个没有偏差的用字应该是“资料”，不是“证据”。
这篇报导的重点，也有些特意的安排。华德翰的反驳只有极小的一段，犹太人的指控却以比较渲染刺激的文字来表现;“把犹太人干了!”是很抢眼的句子。
最后，文章中也不自觉地流露了美国人的“上国”心态;即使对方贵为奥地利一国之首，进入美国仍旧是一种恩赐。基本上，文章的结论是：我们想剥夺他来美国的权利，作为惩罚;可是这家伙有办法，还是钻得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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