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人在欧洲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
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迎面而来一对操美国英语的黑人夫妇，牵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黑人的小孩特别可爱，眼前这个小把戏也不例外：皮肤黑漆发亮，眼睛很大，黑白分明的瞳孔中透着清纯的稚气。鬈曲油亮的辫子在头顶上一晃一晃的。
正要擦身而过，瞥见小女孩一手紧紧搂在前胸的洋娃娃;啊，是个黑娃娃!黑漆发亮的脸，黑漆发亮的头发，绣花的袖子里伸出黑漆发亮的小手。
从来没见过黑的洋娃娃，所以稍稍吃了一惊。小女孩回眸望了我一眼，娇爱地微笑了一下，逐渐远去。我开始领悟到自己的吃惊包含了多少愚昧：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的孩子，为什么要玩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娃娃?小孩抱娃娃，往往是一种自我的投射，黑孩子玩黑娃娃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却吃了一惊。
如果看见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孩子玩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黑发黑眼睛的娃娃，我是不是也要觉得讶异呢?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娃娃。站在玻璃柜上穿罗戴玉的王昭君或舞姿娉婷的美女，都是僵硬而易损的，只供观赏;让孩子抱在怀里又亲又咬又揉搓的，都是“洋”娃娃，蓝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嘿，这是个国际多元化的世界，玩外国娃娃没什么不对。我也同意，可是，如果只是国际多元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没有黑人娃娃、印第安娃娃、埃及娃娃，而是清一色的白种娃娃?再说，在开拓到外国娃娃之前，总要先有自己的娃娃。黑发黄肤的小女孩在“家家酒”中扮演妈妈，她爱抚的“婴儿”却跟自己一点也不像，不免令人沉思：中国的娃娃到哪里去了?
现代的中国人认为西方人比较漂亮，我们对自己的认可也变成深目、隆鼻、丰乳、长腿的追求。以少女为对象的杂志，每一页都是金发的模特儿。我们的孩子上美术课，信手画出来的人像，一个一个赫然是西方人的脸型。把这些迹象整合起来观察，中国孩子抱“洋”娃娃的现象。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有一回在台北市坐计程车。长得横眉竖目的司机闷声不响，很严肃的神情，猛然一个大转弯，他却失声大叫：
“你看，你看，街角那四只……”声音里充满兴奋。
四只什么?狗吗?我转头探看，看不见什么。司机继续说：
“哇，有够大只!又那么黑，暗时睹到会惊死人!”
他指的，原来是四个正在等红绿灯的黑人。
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的大汉民族要搞起歧视来，比谁都不差。
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即蛮。现在，我们接纳了白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低。中国人自己，就在白黑两极之间。
对于白人，我们或者谄媚，或者排斥;对于黑人，那位计程车司机的心态相当典型。对于肤色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其他亚洲人，我们没有兴趣——有谁谈印尼的文学?有谁注意印度的发展?但是，一旦西方人开始“炒”印尼文学，或印度的发展，我们马上就会跟进。你相信吗?
美国的黑人也是经过许多年的挣扎，才赢得今天还不算十分坚强的民族自尊。
有思考力的黑人经过无数的反省、质疑、追求，才发出“黑就是美”的呐喊;是这声觉醒的呐喊，使法兰克福机场的那个黑女孩手里拥抱着一个和自己一样黑的黑娃娃。中国在西方的阴影下生活了很久，但是今天的台湾似乎已经开始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去抗拒这个巨大的阴影：对于现行价值观的重新检阅、反省，应该是建立民族自尊的第一步。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中国娃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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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夫的秩序
清道夫
有一年冬天，清晨五点，我们的车子在漫天冰雪中小心地摸索，赶往法兰克福机场。落了一晚的雪，清晨才停，整个世界一片蒙蒙的灰白。松树支撑着厚厚一层白雪，沉甸甸地低垂下来，
用僵硬的冰手抹抹结霜的玻璃，看得清楚一点。古老的小镇在雪的覆盖下沉睡。
人行道上却有一个孤单的人正在铲雪;很用劲的，弯腰铲起一把雪，抛在小路的两边，一铲又一铲，他的鼻子前一股白气。
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我想着。他的脚前是几寸高的白雪，他的脚后却是一段干净的路面，窄窄的，刚好让一个人走路。
绿灯亮了，我们的车子就沿着他背后已经铲过的小路前进;一直到远离了小镇，进入了荒野，再回头，我突然醒悟到那条铲过的人行道有多么长，从红绿灯处一直绵延到小镇与荒野的交界。一铲又一铲的白雪，那么，我不禁问自己：那个人从几点钟开始工作的呢?
这个铲雪的人，用中国话来说，是个“清道夫”。没有人要求他提早三个小时上工，但是昨晚落了一场大雪，他如果不三更半夜就开始铲雪，第二天清晨上班的人们、上学的小孩，就必须在极深的雪中跋涉。
清晨六点，他已经清出了很长的一条干净的小路。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他有多高的收入?是什么信念使他在天寒地冻的凌晨时刻做他分外的苦工?或者，他认为他只是在尽力把分内的工作做得完美?
秩 序
高速公路上堵车。大概又是车祸。讲究秩序与条理的德国人在公路上却追求自由放任;因为没有时速限制，一辆比一辆开得快，赛车似的，但是一撞，也就一辆撞进一辆。一两百公里的速度下肇成的车祸，不是死亡就是严重的残废。
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慢得令人不耐，但是没有任何车子脱队超前。近乎平行的交流道上也塞满了车，也是一寸一寸地移动。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的车熬到了与交流道交会的路口，我才猛然发觉这两条路上的车子是怎么样一寸一寸移动的：在交口的地方，主线前进一辆，交流道接着吐进一辆，然后又轮到主线的车，然后是交流道的车……像拉练似地缝合，左一辆、右一辆、左一辆、右一辆，而后所有的车都开始奔驰起来。
这样的社会秩序来自一种群体的默契。不需要警察的监视，不需要罚规的恐吓，不需要红绿灯的指示，每一个人都遵守着同一个“你先我后”的原则，而这又是非常简单的原则：秩序，是唯——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
很简单的原则，很基本的默契，但是这种个人与群体的默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罢 视
巴伐利亚匹兹堡的一万四千个居民决定“罢视”;整整一星期不打开电视。镇公所安排了露天音乐会、爬山、晚会等等，让人们消遣。
这有什么了不起吗?有。首先，小镇居民表现了对大众文化反省批判的能力;电视，就许多方面来说，和尼古丁、酒精、大麻烟一样控制人的心智。更难得的，是居民竟然能够将这种批判诉诸行动，集体来封锁电视。当一个人抱怨电视节目水准低落、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当一万四千个人起而“罢视”，就变成电视企业不敢轻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因而保障了渺小的个人，给予他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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