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在耶路撒冷的小市场里买一张诺亚的织毯，但是卡碧说过，讲价是国民义务。
“一百块!”我回价，作出果决的样子，其实心很虚。
“一百块?”小胡子很痛心，很不可置信的撩起毯子，“这么美丽的东西才值一百块?”我也要心碎了，是啊，这么美丽的东西，怎么只值一百块，但是我的脚在往外走。
“回来回来，拜托拜托，有话好商量嘛!别走别走——”
他扯着我的手臂往里拖，行动敏捷的拉出另一张织毯，也有绿叶与鸟，但颜色比较暗淡。
“这一张卖给你，三百块，只要区区三百块!多给我一毛都不要。”
“那一张，一百块!”我在简化我的语言。在小说的技巧中，语句越短，表示一个人越果决。
“小姐，”小胡子很痛苦的闭上眼睛，“你知不知道，织毯工人要吃面包?他还有很多个小孩要吃面包?我有五个小孩，我也要吃面包。”
他眼睛一亮，伸出四个指头，“四百?”
“一百五。”
“三百五?”
“一百五。”
“两百，两百就好了。真的，两百我跟我的孩子就有面包吃了。”
我叹了一口气，给了他一百八。扛着我的绿叶与鸟走出狭窄的市场，走进一条石板路，是名叫“耶稣”的那个犹太人曾经背着十字架、血滴在石板上的那条路。
黄昏的太阳把城墙的影子映在窄窄的路上，一个全身披着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阴影中织绣。
※ ※ ※ ※ ※
又是机场。站在干净得发亮的地板上，人们礼貌地低声细语。等候亲友的人服装整齐、姿态优雅的站着，不露出焦躁的神色，不挤到门口去。与别人保持相当的距离，以免彼此干扰。接到了亲友，没有人放任的狂喊。只是拥抱，低声的问好，回到自己的车里再大声谈话。
公路上车子稀少，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喇叭声、急刹车的尖锐声。停车付费，全自动化，没有找错钱的可能。
转进车库时，我看见人行道上一条大狗，狗的主人正在弯身把地上的狗屎捡进手中的塑胶袋里。
我又回到了瑞士。
在公园的花径上相遇，瑞士人会与你礼貌地说“早”。在板凳的两头分别坐下，他会微笑地说：“今天天气不错呀!”你们可以每天在公园相遇，每天在板凳上说几句话，但是他绝对不会开口请你到他家去。
他会亲切的帮你把婴儿车抬进公车里，会把门撑着让你进去，会把位子让给你坐，但在同车的这一路上，他与你唯一会说的一句话，是“再见!”他不会问你来自哪里、往哪里去、住在何处、做什么事。碰到一个非常多话的人，在说“再见”
之前他会说一声“今天天气真好。”
在信箱里突然出现一张素雅的讣闻：何年何月何日葬礼在何处举行，地址与我的一样，—显然是同一栋楼里的人，整栋楼也不过十户人家。可是这死者是谁?我不认识。发讣闻给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在这美丽的公寓住了一年，邻居之间唯一的沟通是楼梯间一声匆促的“你好”，面容还没看清楚，人，已经消失在门的后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从来不曾听过吵架、欢笑、电视、音乐、儿童的追逐声、厨房的炒菜声。整栋楼有侯门深似海的安静。
在和气、礼貌、优雅的“你好”后面，总是透着一丝凉气，人与人之间冻着冰冷的距离。
于是我想起在士兵腿间玩躲猫猫的幼儿，对陌生人毫无间隔坐进车为我们带路的女人，耶路撒冷那个为“孩子的面包”努力而热切地奋斗的店主、菜市场中裸着流汗的胸膛击节歌唱的摊贩、比手划脚脸红脖子粗吵架的工人……人的声音、人的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泪，像一个蓄满了水的气球，而有落地就要炸开的饱满沉重。
人的味道，真好!
黄昏，来到湖边。向湖心游去，野鸭子的水纹与我拨出的涟漪轻轻吻合。水草将湖水浸得碧绿，水在肌肤上的感觉，像柔软洁净的丝缎。五百个人所在的湖畔营区，寂静无声，瑞士人在静默中低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别人欣赏夕阳湖光的心情。
走过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的树叶里嘹亮的鸟声。到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车的座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前面阻碍。开车的时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的点烟，挡住去路。
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
※ ※ ※ ※ ※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辑二 都是过客
一个美国人死了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巴斯：
“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据说，淡淡一笑，回答：
“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
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
他反问：
“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楞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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