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浪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黄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的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能力给几次?
我踏着大步跟着人潮往前走，虽然心里有一点莫名的不安。
※ ※ ※ ※ ※
台北火车站。这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三百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觉得强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脸!”
我很快地被人潮淹没。
※ ※ ※ ※ ※
五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吹，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锋论坛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四肢嫌太瘦，看不出是人还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
照片下有两行字：
“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们无家可归。这次水灾据估有五万人丧生。”
又来了。我想，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捻出来。搞新闻的人就爱这种照片。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四岁的女儿抱着，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这样的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
当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经过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从弯弯曲曲的管道输送下来，那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就是读者这只猪。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种原素，可以刺激猪体内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站起来，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可是我至少可以决定不吃配方饲料。”
“我可以吃草!”
抬起半杯已凉的咖啡，走回屋里。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报纸还摊在草地上，风翻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可是经过设计，它就改变了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事实吗?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情，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烘造，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争或是屠杀、是拥体制或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着商业包装的货品——这，阿多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觉得彻底的反感。
可是反感归反感，孟加拉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库德族的确在遭到残害，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虐待，衣索匹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所以你干脆就拒绝让感情受到震动?
一架喷射机，只有苍蝇般大小，在蓝天大幕上划出一条长长的白线，转个弯，白线竟拉出一个天大的问号。
2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枝桠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大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大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
“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
“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竟然是个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活……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大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点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五百马克。汇入救济苏联过冬的特别帐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大会囤积四十公斤的苹果，存在阴凉的地下室。“一次买四十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薄冰小路去汇五百块钱……好多钱哪，对她而言——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
“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碟里，“一定要新鲜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着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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