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表哥正襟危坐着，两手放在膝上，像个规矩的小学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
“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一个麻子，一个胖子，一个戴墨镜，腰上有对讲机，还有一个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读者面对作者，提出问题：
“龙女士，您的书我很喜欢，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乱吗?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
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你这案子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北京像这样的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
“人民跟政府‘对立’，那政府怎么做事呢?”
“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号。那是个专门的、职业的欺诈集团。总而言之，你太贪心了。”
“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出去呢?”
“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点绕绕，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午夜十二点。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野火集》上签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路 口
这是个人口在三四万之间的小城，名叫衡东，在东西南北街交汇的十字路口。
我将单车停下来。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乱成一团的路口，四个方向都在铺路，每一条路都只有半边可行，尚未铺的半边矮下去，铺好的半边高上来，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悬崖一样陡然截断。土路上摆着农人的摊子，这儿一篓丝瓜，那儿一笼橘子。水泥路面上铺着一层泥泞干草，保护新铺路面的潮湿，三三两两的驴子摇晃着尾巴，闲闲地扯弄着干草，各种各色的车辆拥挤在铺好的和未铺好的路上钻来钻去，忽上忽下，时左时右，争夺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装的载客车——载满了人，几个年轻人还悬吊在车尾——驶到断崖路口，唉呀，这么小而秃的车轮，这么高耸的路面，我以为它肯定要翻车了，可是不，它像个螃蟹一样攀爬下来，喷出一团黑烟，继续勇往直前。
什么车都有，蜂拥而来的单车，脚踏的板车，两手扶着横冲直撞的拖拉机，拖拉机改装的小卡车，小卡车扩大的小客车，冲着人老按喇叭的吉普车，暗着玻璃不让人知道这里头坐着谁的桑塔纳小轿车……还有那运货的人，没有车而全凭脑子设计出形形色色最原始的运货方法。譬如说，两块两米宽、三米长的木板要怎么运?
眼前穿过这两个人，一人肩上一根扁担，一前一后地行走，两块巨大的木板吊在扁担的四头，把两个人夹在中间，一起平行地往前移动。譬如说，几十根粗壮的竹子怎么运?两个轮子中间夹一块木板，竹子搁在木板上，一个人在前面拉着走，绳子套在他的肩头，竹子的重负使他低头，身躯向前倾往地面，以拉纤的姿势苦苦前行，他这一个人的“车队”前后就有十米多长。譬如说，三麻袋的米怎么运?每一袋都有沉沉几十斤重呢，那个看起来瘦弱的年轻人，一次背一袋，已经把三袋都驮到了路口。卸在马路中心，他歇了歇，喘口气，弯身驮起一袋，往西街走去，剩下的两个麻袋丢在街心等着。再譬如说，不能走路的老人怎么送?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汉子，背着老人，他的两只手臂往后环扣着老人，老人细瘦的脚像孩子一样在两边悠悠晃晃，这汉子正穿过东街，向我走近。
倚着单车慢慢儿看，这个十字街口真乱得可以，在高高低低的路面上，在翻翻滚滚的尘土中，人车争道;单车、板车、拖拉机、卡车、客车、货车、小轿车、吉普车，挤挤攘攘，穿梭在长短不一，宽窄不定，移动无常的竹竿、木板、麻袋、行人之间，既没有红绿灯的外在标识，也没有车马右行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秩序的路口。
把单车的脚撑好，让我靠着后座，再看久一点。
没有秩序吗?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撞上那驮麻袋的小伙子?你看他这不就又过来了，现在他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穿过街心——他甚至并不小心翼翼地左观右测，他就那样什么也不看地吊儿郎当地摇着摆着，横冲过来、好像马上就要压死他的拖拉机在离他手臂一公分的地方刹住，让他从容走过，司机“呸”吐了口痰，咬牙骂了句“畜生”。又赶往下一场遭遇。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被那两口坐在十字路中心的麻袋绊倒呢?背着老父的中年汉子走到麻袋跟前。眼睛眨都不眨地走过去了，载满毛猪的卡车离麻袋老远就计量好距离，往斜里驶去，小伙子穿过枪林弹雨而安然到达，弯身一使劲，麻袋已驮在肩上，他佝偻着背往前走，重压阻挡了他的视角，但是无妨，而他不让车马时，车马就让他，当他放慢了脚步，车马就轰然向前，有无数个惊险擦身而过，但也仅止于擦身而过。
在这单车上坐久了，看久了，我就发现，在表面的紊乱之下，这个路口，其实隐藏着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人与车，路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刚柔交替，进退互助的默契，不经心的小伙子和拖拉机的司机心里都明白，在一公分的千钧一发之间，他们会闪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不觉察这种默契的人就觉得这个路口紊乱无章;或者说，心里只认定一套规则，人就觉得这个路口毫无秩序。
可是，真有秩序吗?从衡山火车站一出来，就看见地上新染的血迹，破碎的机车翻倒在泥地里，尸体，人们说，刚刚运走，在东街上，我明明听见那交通警察大声嚷嚷：不得了!八天里压死了六个人!这。也是你所说的秩序?
我想是的，那是一种内在的秩序。
小城里的人告诉我——说的时候还带着一点不愿太露的骄傲——衡东某个岩洞里发现了谢灵运的题诗，是吗?谢灵运也来到这东西南北街?他可也曾驻足相看?
迤逦千年，在一九九五年的秋天，衡山脚下的小城进展到一个十字路口;它将驴子放到一边吃草，引进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为了这些车辆，它必须铺下厚实的路面，那挑卖丝瓜的，背负米粮的，拖拉木材的，习惯赤足走田埂的人们，正揣摩着如何与各式各样的车辆在同一条路上行走，许多人未能避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令人哀恸;可是，一个社会往前走，只能用自己的脚，横走或直走，前进或后退，它有它自己的速度，它有它内在的秩序。
我跨上单车。向街心滑去;街上已经没有麻袋。
寻找一个岛
冬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冬英的丈夫是常州的宪兵队长。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冬英仓促上路，并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湾新安江水，对冬英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亡，朝代会颠覆，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冬英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明快，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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