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触，看着自己的手吧，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那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家。
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班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要买不买?”
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头看着地。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
她把几张票和找的零钱从润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去照顾那老的，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声谢谢。
※ ※ ※ ※ ※
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计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
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现在得先给老人找候车室休息，售票口对面就是软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吗?一拉开门，震裂耳膜的音乐当头盖下来，一男一女拿着安克风正在放声高歌，音响放大到极致;候车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让老人坐下，我去找车站服务员。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我凑近她，等她暂时停下来，然后说：“你们可能小声一点吗?那位等车的老太大有点不舒服。”
服务员口齿伶俐地高声说：“这儿是茶室，怕吵就别进来。”
我看着她，多么熟悉的一刻，她的脸和那宾馆的服务生，火车站的售票小姐，重叠在一起。怎么我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阅历，所有的人生哲学在此时此地都用不上呢?我究竟有什么词汇能和她同一个频率地沟通呢?我听见自己说：“外边不是挂着牌说这儿是软座休息室吗?”
“软座休息室现在是茶室，你要在这里坐，一个人五块钱。”她很干脆地说，拿出票子。
我们三个人推着行李，在炸裂似的音响中，像在丛林里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出去的门。
外面还是四十度。
※ ※ ※ ※ ※
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对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
山间小路
海德堡古城临河，河对岸山坡上有条羊肠小径，蜿蜒数里，覆着野花或莓果，看季节变化，小路无人不知，因为历代哲学家，歌德、亚斯培斯、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都曾经在路上徘徊，从“哲学家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城的石墙红瓦和渐行渐渺的河景。
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也是一条山中小径;在那条小径上，朱熹，张栻，王阳明，左宗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涟滟的湘江。
那条小路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着青苔或落叶。
小路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九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穿过重重叶层，将老槐树的影子闪烁洒在地面，与书斋稳重密实的投影形成动与静的辉映，小径上光影错落，明灭之间时光恍惚，仿佛望得见前行者踽踽背影。也是九月，不到四十岁的朱熹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长沙，也是别的都不看， 渡过湘江， 直奔书院小径，与张栻会面。他要和张栻面对面地讨论“中庸”里关于中和的概念。两个人不仅私下切磋，而且公开讲学辩论。开讲时，“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两人渡湘江来回的地方就被老百姓唤为朱张渡。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着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可是这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朱熹日后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胡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受朱熹牵连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里想象得到，再过三十年，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
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逆党”变成太师，于是“伪学”又成为官学。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恣意横暴地玩弄文明于股掌之间?
也许因为天气炎热，也许因为书院里没有附设歌厅茶座，游人零落。我竟然可以安安静静地举头细看那屋瓦的颜色：不识魏晋的青草一簇一簇点缀在瓦的行列间，赫曦台上有个六岁大的女孩拿着毛笔，蘸清水在地面练字。回廊肃静，听得见风吹的声音。如果吊上一盏风铃，檐间一定叮零清脆。可是这屋瓦回廊，我知道，并不都是这么平静的;作为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有时辉煌，有时覆灭，辉煌的时候，皇帝题匾赠书;覆灭的方式就多了：改朝换代的兵火可以将它付之一炬，居安思危的君主可以转念之间“毁天下书院”，或者，阴柔一点的，干脆将书院并入官学，纳入体制，这千年书院，时而房舍巍峨，书声朗朗，时而断垣残壁，鬼影幢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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