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
“我不赞成用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去论断中国文学。譬如说，以现代西方小说的尺度来量中国章回小说，有人会说后者太松散、不成结构，所以是缺点。事实上，章回的表现技巧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传统;你必须接受这个传统。我翻译《水浒传》
时，就特别突出它口传叙述的手法。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色，不能看作缺点。”
接受一个异国的文体或许还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真正的困难还在于价值观的应用。譬如许多当代的大陆小说，用西方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简直伤感滥情得不忍卒读。谈妇女问题的小说，譬如谌容的几本，与西方发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说比较之下，就显得极其粗糙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滥情，是那个社会现阶段的特色，必须接受、认可，或者说：避免滥倩幼稚是一个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文学尺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对异国文学的包容，与对艺术原则的坚持，两者之间势必要有一条线，但是谁划得出这条线来?
对异国文学的“包容”，有时候，会变味成为我所称“观光客文学”评论，就是说，西方人对自己领域内的文学，坚持以艺术原则去批评，对中国文学，却舍艺术而追求异国情调、中国味道。
“滥情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里对爱情的描述，就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但从头到尾不曾解释人道主义是个什么东西。
还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写。有个叫李锐的，他对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观，高行健的小说也好得不得了。他的东西，当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国的，但是没有一点所谓‘中国味道’，外国人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你所说西方人观光文学的观值观，确实存在。譬如刘宾雁和张辛欣的作品，那是报导——新闻记者的报导，很有趣，值得读，但不是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也会给错了人，譬如当年给赛珍珠，动机大概就是追求中国的异国情调。事实上她只有那本《大地》写得不错，其他都是垃圾。”
“你对台湾文学注意吗?”
“跟大陆作品比起来，台湾作品的语言显得文雅、老式。两边作家对性的描写，都还很害羞，半遮半掩的——瑞典有很优秀的色情文学。我满欣赏向阳和余光中的诗，至于你的文章中所提关于台湾作家受忽视的情况，我觉得台湾政府应该可以做点什么。台湾不是很有钱吗?成立专职机构把台湾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向世界介绍嘛!但是绝对要翻译得好，不能像北京外文出版社一样。”
“在你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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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马教授两个多小时愉快而频有启发性的谈话之中，自始至终我没有问那一个问题：中国作家什么时候会得诺贝尔奖?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
但是，中国人欲得诺贝尔文学奖超乎寻常的急切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讯息：中国人特别需要西方的肯定来肯定自己。这一点，大概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的。我们的作家，必须跃过了汉学家的龙门，才能身价百倍。这种情况的荒谬可以在比较之下暴露出来，试问，中国也有许多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美学家”!美国有什么作家会寄望藉由中国的“美学家”来肯定他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德国作家在乎台湾哪个德文教授对他的评价?
汉学家中有良有莠，有像马悦然那样以平常心寻找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的人，也有一些程度很低、盲目胡言的人，也有一些以私利出发、专门挑选文学易销品的人。这也不稀奇，任何艺术行业中都有良莠之分。但是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今年，在恭喜布洛斯基得奖之余，我想，两岸的中国作家应该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去面对。
桃色之外
穿着雪白制服的年老侍者在车厢里巡回，一排一排地询问：“还要咖啡吗?”
这是一节餐车，火车从米兰出发，开往苏黎世，不断地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山洞。
一个看起来历经沧桑的妇人，操着意大利音浓厚的英语，和对座一对美国老夫妇聊天。话题从米兰的时装、纽约的珠宝、巴黎的咖啡店，转到美国的政治。德州来的老先生刚刚说完他们在罗马的豪华旅馆有些什么缺点，现在正在说：“卡特对他老婆不忠实。总统是要为人楷模的，他不配当总统。”他顿了一下，带点骄傲地说：“对我们美国人而言，婚姻贞洁是极重要的。”
“你们到底是选总统还是选教皇?”妇人很不客气地说，“我实在搞不懂你们美国人!卡特跟谁睡觉和他能不能处理内政、外交，究竟有什么关系?你们要‘乖孩子’来当总统，卡特不是个乖孩子?他可是个蠢得不得了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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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事件使我再度注意到美国人价值观的混乱与矛盾。促使卡特下台的中心因素是性，而性，在高喊了几十年性革命的美国，仍旧有点肮脏下流的味道，必须与“干净”、“正常”的日常生活严密地隔开。所以在一般的杂志画报，或电视荧幕上，绝对看不到裸像，连小孩的光屁股裸露也属禁忌(这一点，和台湾倒是相像)。
当邮局要出一套以圣母玛丽亚为画面的邮票时，许多美国人极力地反对，原因是玛丽亚哺乳的乳房露了出来，有伤风化。到海边游泳，在沙滩换泳装是违法的，就是用大毛巾遮着身体，躲躲闪闪地换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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