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个华人在哪?
1997年，距离第一艘"猪仔船"上岸正好150年。古巴的人口统计说华裔占总人口0.5%，也就是5万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么哈瓦那就应该有一万个华人，可以是一个小有规模的唐人街了。
有这么多华人的城市，为什么我这么引人注目?正在上课的学童转过脸来大叫："中国人!中国人!"路上的女人睁大了眼注视我，目不转睛。男人紧跟上来，"中国人吗?你是中国人吗?"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华人，却是一副没见过华人的样子。在街上晃了好几个小时，也确定没见到一个亚洲人，连成群结队的观光客中都看不到东方的脸孔。怎么回事?那一万个古巴华人在哪?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却只是两条交叉的路，总共不到两百公尺。街心上空架着装饰性的红色木条，点出拱门的意思。三五家饭馆，没什么客人，倒是街上的摊贩，有一点点生意。摊子上写着笨拙的中国宇："味香色美，中国风味"、"陈记"、"杂碎"、"炒饭"。摊子上卖的东西，却是我这个华人认不出的东西。几段油亮的肥肠，几个面粉裹炸沾满苍蝇的甜食。认得出的是饭盒，粗纸糊成的盒子，里头盛满了酱色的饭，饭上盖着一片薄薄的煎猪肉，一小撮包心莱。冷的，一盒15比索。
转角处有一个蔬菜市场，菜色也数得出来：番茄、包心菜、葱、马铃薯、大豆，没有了。水果只有一种：橘子。这是唐人街的市场，已经是最丰富的了。外边一般的市场，连番茄都只有烂的，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葱之外，没有吃的。
来来去去走几趟，就在唐人街，发现自己竟然仍是人们注视的目标。这个唐人街，竟是一个看不见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来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都是一般古巴人。连那食客和站在摊子后头买"杂碎"的人，都难得看出华人的脸孔。那卖饭盒的年轻女人长得丰满肥腴，完全一副热带南美女郎的长相，她对我露齿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陈记"后头是个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华人老太太，坐在餐厅里剥豆子，已经注视我很久，正等着我发现她。凑近一问，她讲广东话，无法沟通。她有点失望地叫来了儿子，儿子也不说北京话，却拾起一枝笔，写了三个字："广东语"。"讦"，他只记得半边。
在街边的石阶坐下，看流动的人来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着紧身的额律服，展露多肉的躯体，男人却干干瘦瘦。偶尔走过一个华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瞒珊地走过。除了餐馆里那一个老太太母子，我没见到一个中国女人，投见到一个中国孩子，没见到一个年轻华人。难怪，古巴的孩子们追着我叫"中国人!"
但是，那一万个华人到哪儿去了?
落叶只是飘零
中华总会的主席周一飞先生让我看他们最新的统计。在哈瓦那，50年代末来到古巴仍保留中国籍的有103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133人。华裔，也就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华人的，总共约有2000人。这2000人中，大概只有20个还会说广东话。古巴全国大概有3200多个华人。
"3200?"我大吃一惊，"不是说有5万华人吗?"
周先生笑了，"那是指血统，5万古巴人有中国血统。"
三个晚上之后，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见面。作协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却对我郑重宣布：他的爷爷是中国人，在中国出生，12岁被带来古巴。他正想透过中国使馆帮助他寻根，彻底找出爷爷的原乡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个先辈是华人，不知是哪一辈，不知名不知姓不知来处，但是有一个华人先辈。
与我的翻译第一次见面。她摘下墨镜，用手指拉长了自己眼角，说："我的曾祖母是中国人。"
原来五万所谓华人，只有3000人看起来还像华人，真正还能说中国话的不到500个人。而这400多人的平均年龄是79岁。
这些数据对我解释了为什么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见几个唐人。长期地缺华人妇女，华工遂大量与本土人结合。50年代来了最后一批华人，多半因为已在古巴的父执亲友的召唤而来。这一辈人也已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纳入古巴的大混血。再过几个春秋，平均年龄79岁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将看不到一张华人脸孔、听不见一句华语;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饭盒。走在街上的人们依稀记得自己曾有过来自东方的前辈。
我不能不想起中国发现的犹太人后裔。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但是不吃猪肉。至于为什么不吃猪肉，不再有人记得;那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依样画葫芦吧!
对于这样一个前景，老一代的古巴华人是不情愿而感伤的。中华总会有一个小小的中文图书馆，也开班教汉语，虽然学生只有20来个，过农历年和十·一国庆还举办一点联谊活动。最令人惊异的是《光华报》的存在，一个发行50O多份的中文周报。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头语这样开始：
"腊鼓频催，新年的步伐已踏进门槛，这虽然只是时间的更换，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却特别感到欣喜的，过去一年，祖国的成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中国已经从一向屈辱于世界列强之前、任人宰割的国家，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在国际发挥重要作用，变成举足轻重的东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华报》的总编辑冯啸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来到古巴。"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两块美金，10年之后我有了四个工厂。"听到这，像是典型的华侨发迹故事。不，这是卡斯特罗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冯啸天失去了一切。
在陈旧而暗淡的印刷厂，冯啸天静静地说："我的生命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失败、失败。我要回去，回中国去。"
望着他花白的胡髭，我说不出心想着的话：在中国，你又活得过1968年吗?
周一飞兄弟来古巴时只有十二、三岁，说广东话。成长之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自修学习说国语，中华总会的书记张自佳来自广东恩平。1949年到古巴时只有19岁，现在儿子已经19岁了，"妻子是古巴人吗?"我问。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没结婚。"
"同居20年，为什么不结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结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张自佳在1989年回到广东家乡，和一个中国女人正式结了婚，生了孩子，又只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边。
"我没有骗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国人嘛，总要落叶归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他，使他有点腼腆地看向门外，这落叶归根有什么样的魔力呀，让一个人在异地生活了50年，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仍旧要抛开一切回到他出发的起点?他究竟是无情还是多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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