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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荡的世界_龙应台【完结】(32)

  涂写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没有拆掉的是一堵心里的墙。

  艾森纳哈市政府的财政科长在广场上等候我们,一个头发花白、态度谦逊的老绅士。曾经是灰扑扑的老街,现在焕然一新,一家接着一家灿亮的商店,标价和西方一样。但是艾森纳哈的失业比例是百分之十八。

  "这些商店,"我问,"属于谁?"

  科长笑了,"大部分,都是德西人来这里投资开店,我们本地人买不起也租不下这些昂贵的店面。"

  那么顾客又是谁呢?所谓百分之十八,还只不过是浮面上的失业数字。如果加上那些在接受政府辅导"转业"训练的人,还有那些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还有那些马上就要失业的人,全德东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失业比例。这些漂亮商店的顾客是谁?

  "游客嘛!您知道艾森纳哈是巴赫的故乡。还有住在西边的人。我们自己反而要越'界'到西边去买东西。"

  既然东西价钱一样,为什么?

  "譬如我买车,"科长说,停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宁可到西边买,因为那边服务比较好,分期付款种种也都对顾客有利些。这边,总而言之还不太习惯以顾客至上的那种商业行为。"

  他的话让我想起德东的女作家马容。因为对东德深恶痛绝而在1988年移居西德的马容曾经说:"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刺耳,可我觉得三十年来东德特务对我的压迫还赶不上东德的餐馆服务生、出租车司机、店员的恐怖统治。"

  路口一辆汽车以撕裂神经的尖声启动。同道来的德西人悄悄说:

  "你看,这些笨蛋还没学会怎么用西方的车子;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开拖笨车。"

  走累了,我们在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坐下。女侍解释,今天人太多,厨房不作午饭了,只能点蛋糕。好吧,蛋糕就蛋糕吧!

  "科长先生,"我面对老先生,"要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虽说改朝换代了,据说当年骑在人民头上的干部翻了身仍旧是当权者,是这样的吗!"

  科长摇摇白头:"我们公务员,都要通过过滤,我们的过去都经过委员会的调查,比较没有这种情形。工商界就不同。一个公司只管求才,谁有才就用谁。那些干部,以前他们就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可以出国,可以接触到外国资讯,所以也就比较灵通。现在嘛,他们自然也还占着灵通的便宜。"

  "现在德东人怨气冲天,从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放弃了,新的生活水准又一时达不到。德西人也满肚不高兴,说德东人不懂得感恩——您怎么说?"

  科长显然早有看法,慢条斯理的说:

  "我不同意德东人要感恩的说法。您要知道,西德基本法里头记载得清清楚楚:西德政府是德国唯一合法政府,东德政权是不算数的,我们都是西德的老百姓。好,既然如此,那它现在为我们做的都不过是份内的事,是宪法中所记载的义务——感恩何来之有?"

  科长去上厕所的时候,德西朋友懒洋洋的说:"我都不想跟他们辩论了。这些人总觉得这个世界欠着他们的,我们西边人大把大把钱掏出来给他们,好像全是应该的。他们似乎不知道,咱们的钱也是一滴血一滴汗赚出来的……"

  回到大广场,在街转角瞥见一个破旧的布告栏,木框都快脱落了,板上却还勉强钉着一张发黄的布告;凑近瞧瞧,原来是张标语。

  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着极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个宣传、鼓动、组织和实际工作用于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更有准备地迎接新的决斗。

  ——列宁

  泛黄易脆的纸张被风吹得哗啦作响。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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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白

  清 白

  先从两个签名谈起。

  德国经济部长莫勒曼下台了。不到50岁的莫勒曼不但是自由民主党的主席,不但是经济部长,还是国家副总理。他是怎么从他的政治巅峰摔下来的?

  莫勒曼太太的堂兄弟的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采购推车。为了拓开市场,家族中有人就以莫勒曼的语气为这神奇推车写好了推荐信,作为广告。信打在经济部长的专用信纸上,放在部长案头。经济部长签了名,总共是七封信。

  这是假公济私,滥用公权。莫勒曼就从高处重重的摔下来,恐伯再也爬不起来。

  同样的事情若在台湾或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主审历史人物昂纳克的法官,一个名叫包提根的,被解除了任务。他犯了"未能保持中立"的错误。怎么犯的呢?他的属下给了他一张柏林地图,恳求他转交给昂纳克,请昂纳克在地图上签个名。包提根果真这么做了,他马上失去了主审宫的权位。由于一个签名。

  同样的情况若在台湾、日本发生,可能连个皱眉头的人都没有。

  两个签名所告诉我们的是,德国人如何固执而彻底的要求他们代表公权的人物保持绝对的清白。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各个社会对"清白"的理解自然也有差异。日本人对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联的看法,和西方人就有极大的差距。但是,对于像台湾这样一个刚刚踏上民主过程的社会,德国人这种毫无余地的对政治人物"清白"的要求,或许有借镜的参考价值。

  在同一天的新闻中,还有另一桩事情透露了日尔曼民族的"清白"观。

  马格德堡是从前东德的大州。前东德的马州公安部长被判两年三个月的徒刑,不准假释。如果这个判决不被推翻,它就为将来的对东德各个阶层进行的审判立下一个典范。

  前公安部长穆勒的罪名是什么?第一,他核发了2500件电话窃听许可;二,他的部门拆看了3500封以上的邮件;三,他从邮件中截取了至少35万马克的现金,被截取的信件全部被销毁。这些都发生在1989年间。

  法官说,他们也知道,窃听、截邮、没收现金,都不是穆勒自己的发明,而是东德普遍的一贯措施,那35万马克也并未进入穆勒自己的口袋,而是记录分明的成为公安组织的公款。

  可是,法官说,穆勒是学法律出身的,他应当知道,即使是东德本身的宪法都对个人隐私和财产有明文保障的;他应当知道,上级给他窃听截邮的命令都是违法的。知道是违法的,他就该抗命。法官说,他们也知道,抗命的结果可能是解聘或其他更严重的后果,可是,法官说,解聘又怎么样?你穆勒平常的收入比寻常人高出许多,解聘了也坏不到哪里去。

  良心清白超越一切现实考虑,对这些法官而言。

  促使经济部长和昂纳克主审官下台的"清白"观使我油然生敬,将从前敌国的情报头子治罪的"清白"却使我不寒而栗。哪一国的宪法不保障隐私和权益,而哪一国的情报头子不窃听不截邮呢?一方面承认穆勒的所作所为只是忠于职守、"尽忠报国",另一方面却又加以治罪,因为他的"忠"是一种错误的"忠"——由胜利者的标准来看。一方面承认抗命会招致个人灾难,另一方面却又强调个人灾难之不为灾难,完全是隔岸观火的轻松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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