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 1997
计程车在等候红灯。望出窗外，哧，并肩的一辆车里，一对男女正在打架。驾驶位上的男人用手撕女人的头发，女人扭曲身体，手中一把雨伞猛刺着男人。绿灯亮了，车子往前滑去，才看见那是部宾士车。
计程车里的广播用不带感情的声调说，北上的自强号列车脱落了最后五节车厢。想象着半截列车往前冲刺，半截列车掉在荒野中，像卡通片里的情节，我大笑出声。计程车司机也在哈哈笑;他笑什么我不清楚，我笑，是因为台湾充满了卡通式的不谐调，令人愕然。
外来的访客对90年代的台湾往往觉得摸不清底细：它究竟很现代还是很传统?先进还是落后?已开发还是开发中?文明还是野蛮?它的文化面貌究竟是什么?
我记得二十年前去六龟的感觉：山路崎岖、路途遥遥。二十年后再去，发觉只是一步之遥。和在柏林、华盛顿、伦敦一样，我们在高雄机场租了辆车，顺着高速公路的指标，看着手里摊开的地图，两小时后，已经轻轻松松到了我心目中偏僻无比的六龟。台湾已经有了与世界同步的汽车文明。
可是在最现代的公路旁，你会看见欧美绝对没有的一片乱葬岗。横七竖八的土坟隆起，压上几块石头;墓碑草率得连生死年月都懒得刻上。捡了骨的坟坑空着，露出深陷土中的腐朽棺木。来捡骨的子孙甚至懒得清走棺中残留的黑色寿衣;掀开的棺盖随手弃置，也不在乎就压在另一堆坟土上。野狗撕裂了寿衣，棺盖上洒着鸟粪。来扫墓的人在泥里一脚一个坑，时不时要滑进别人腐烂的棺木里。
乱葬岗的边缘有根水泥柱，细看之下，刻着"美浓第九公墓"几字。公墓?你摇摇头，觉得不可置信。然后钻进那租来的丰田汽车，继续前行。
回到高雄，这港都的气魄令人心胸一宽。和拥挤老旧的台北多么不一样;这个城市有敞阔的大道、整齐的建筑、悦目的公园。它还有一个海港，使它和纽约、鹿特丹、汉堡、开普顿一样吞吐着海洋的文明，面对最宽阔的世界。
南国艳丽的阳光将椰树和摩天大楼的影子投在笔直的大道上，你正觉得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现代都会，却看见汽车直闯红灯，一辆接着一辆。走过几个路口之后，你就知道了：原来在高雄，红灯是拿来作参考用的。
在如此现代的都市里，怎么会这样呢?还没想完，高雄人告诉你，他们几百万市民买水喝已经买了好几年。水龙头流出的水没人敢喝，没人敢拿来泡菜、煮面、洗菜。每一个家庭每个月要花好几千块钱买水。
别的车子呼啸而过，你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来，为的是有时间倒抽一口凉气。什么?这个现代大都市的水不能喝，已经几年，而市民不曾举行百万人抗议游行，而市政府照常开门上班?当喝净水这个基本生存权都被剥夺的时候，这个都市竟然没有暴动和革命?
没有净水可喝的都市。有那么一刹那，你以为你在孟加拉。
可是这明明是一个最前进的中国人所建立的社会。台湾不仅有与西班牙不相上下的物质水准，它更神奇的发展出五千年来第一回的民主政治。人们热血奔腾地参与总统大选，带着一种南美人玩嘉年华会式的亢奋。多么难得，五千年来第一回!
可是现代民主在这里又透着些许奇怪。候选人以"办桌"的形式请客;披着大红桌布的圆桌圆凳、霸占着公共空间的塑布棚、热气沸腾的大锅大灶大碗……像婚嫁喜庆、小儿满月。你狐疑地想：这哪里像是提出公共政策的地方?
事实上，谁也不在乎什么公共政策。候选人与选民之间有一套与公共政策无关的默契;他们彼此寻找的是彼此之间同乡、同学、亲戚等等血缘地缘的关系。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新的形式，形式下的内容仍旧是农业时代的"办桌"文化。
于是你会读到廖福本之流如何如何介入黑道一说，而他的云林"乡亲"百人要组织北上来保护廖某人。你读报错愕：这是什么民主?社会公义、公共政策在哪里?
不在哪里。在"办桌"文化中，乡亲关系的考虑远远超过任何公共议题。只是在民主的表面上，你一时看不出底层的真相。
狗吠。不断的凶猛的狗吠，在午夜，在某一个邻居的院子里。我翻来覆去，疲惫不堪。狗吠声像有人用针刺我的脑袋，我头痛欲裂。
怎么可能?在那么现代的大都会里，在一个小巷里有路灯、转角处有邮局、大人坐飞机去香港采购，小孩在书房中玩电脑网络的大都会里，怎么可能让一只狗在午夜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狂吠?我到底在哪里?这是什么城市?
在利齿吠声中不安地睡去，又被震动耳膜的扩音器惊醒;才五点，办丧事的电子琴音乐从天而降，声音大得使头上的灯罩微微颤抖。我闭上眼，随着音乐拟想那我自小熟悉的灵前的仪式：哭调、招魂曲、和尚诵经、道士摇铃……。牛角声响起时，我想像那脸上涂着白粉扭动的身躯……。
"虽然是现代科技的滥用，"我对因为噪音而烦躁不安的朋友说，"可是传统还是有意义的。"
"传统?"朋友粗声粗气地回答，"什么传统?他们在放录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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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岁的“孩子”
二十三岁的“孩子”
日前在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中读到廖玉蕙女士一篇关于教育"孩子"的文章。"孩子"因为学分不够，要求教授让他补修课程，但他要求的语辞不够婉转周到，教授要"孩子"回头反省，再来陈述理由。"孩子"改过了，教授答应了，"孩子"欢欢喜喜地离开。
文章令我大吃一惊，因为作者笔下这举止天真可爱、接受教诲、从头到尾被称为"孩子"的，竟是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人。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
去年在奥地利一场演讲会上，我权充好朋友李昂的英语译员，为她作即席口译。一群台湾来旅游的大学生也在听众席中，其中一人举手问了一个关于性解放的问题;我译成英语，然后等李昂回答。
李昂说："你们小孩子不知道哦，上一代的女性……"
我吓一跳，心想：好姐妹，你怎么能称他们为"小孩子"?
可是看看学生表情，我多虑了，他们个个面露微笑，专心听讲，显然根本没人注意到自己被称为"小孩子"，更没人引以为怜。但我不能将"你们小孩子"翻译出来;把大学生称为Kids或德语的Kinder会让在场的西方人摸不着头脑。尤其在德语文化里，老师们对中学生都开始以"您"来称呼。我面临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又收到一份报纸：台湾政治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在课堂上打学生手心……
咦，这是1996年的台湾吗?十二年前，我写过"幼稚园大学"，指陈教育者以爱护为借口，使大学生幼稚化、驯顺化，实际上是为政治当权训练顺民。十二年后的台湾早已天翻地覆，教育基本上已脱离政治控制，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还被人打手心，被人视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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