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
另一方面，作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见"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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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今年5月27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竞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具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客易，未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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