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满口湖南腔，跟京剧的发音实在相去太远，但是他嘴里认真唱着，手认真地打着拍子，连过门的锣鼓声，他都可以﹁空锵空锵﹂跟着哼。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个一个阵亡，自己也在战役中被敌人俘虏，后来却在异域娶了敌人的公主，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儿女在异乡成长，异乡其实是第二代的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十五年不见的母亲。
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见母亲，跪倒在地，崩溃失声，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槐生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哽咽出声。
是想起十五岁那年，一根扁担两个竹篓不告而别的那一刻吗?是想起大雪纷飞，打碎了一碗饭的那一天吗?是想起那双颜色愈来愈模糊的手纳的布鞋底吗?是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样，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敌我的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见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一整出戏，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也只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过纸巾。
然后我意识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理着平头、须发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泪，他身旁的中年儿子递过手帕后，用一只手从后面轻拍他的肩膀。
谢幕的掌声中，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被人搀扶。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噙着泪。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交换了一组密码。散场的时候，人们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别慢，特别慢。
第 二 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14
夏天等我回来
那天，在香港机场送你回欧洲，飞力普，你说，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什么?机场面积?载客运量?每分钟起降频率?香港机场是我最喜欢的机场，但是，它是最大的什么?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张屋顶。﹂你说。
真的喔?没这样想过。于是我马上停下脚来，仰脸往天花板看，还真想干脆在那干净明亮的地板上躺下来看，就像晚上躺在篮球场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样。
我的儿时记忆中，也有一个大屋顶。那是一个直通通的大仓库，在我七岁小女孩的眼光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顶了。
里面住着数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条肮脏的白被单挂在一条绳子上，就是隔间。两排房间，中间是长长的通道，男人穿着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里抱着一个印着大朵红花的搪瓷脸盆，趿着木屐，叭搭叭搭走向仓库后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龙头。女人在你一低头就看得见的床铺上奶孩子，床铺下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一点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团，小一点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屋子里头，到处是碗、盆、锅、桶、瓮，接着从屋顶各处滴下来的水，于是上面雨声奔腾，下面漏水叮咚，婴儿的哭声、女人的骂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南腔北调的地方戏曲，嗯嗯唉唉婉约而缠绵，像夏夜的蚊子一样，缭绕在铁皮顶和隔间里的蚊帐之间。
一个头发全白、黑衫黑裤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间门口一张矮凳子上，一动也不动。经过她前面，才发现她眼睛看着很遥远的一个点，不知在看哪里，你感觉她整个人，不在那儿。
那是高雄码头，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们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样，但是，我都已经上一年级了，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了，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公家宿舍，而且动不动就得搬走，但总是个房子，四周还有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来，院子里还有一株童话书里头才会有的圆圆满满大榕树。
这些用脸盆到处接漏雨的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家，会挤到一个码头上、一下雨就到处漏水的大屋顶下面?他们原来一定有家——原来的家，怎么了?
然后我们又搬家了，从高雄的三号码头搬到一个海边的偏僻渔村。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边缘有个﹁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里头的人，更﹁怪﹂了。他们说的话，没人听得懂;他们穿的衣服，和当地人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初来乍到，马上要走，但是他们一年一年住了下来，就在那最荒凉、最偏远的海滩边。他们叫做﹁大陈义胞﹂。
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吗，我有个发现。常常在我问一个德国人他来自哪里时，他就说出一个波兰、捷克、苏联的地名。问他来到德国的时间，他们说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年之间，喔，我想，原来德国有这么多从远方迁徙过来的人，而且，他们大移动的时间，不正是中国人大流离、大迁徙的同时吗?
你对这问题，并不那么陌生。记得我的好朋友英格丽特吗?
就像华人会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或拉丁美洲一样，德人几世纪来也分散在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一九四五年一个冰冷的冬天，十岁的英格丽特，看着爸妈把珠宝缝进腰袋内侧、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里，用棉衣裹着几个祖传的瓷器，一个大铜锅用棉被包着，装满了一辆马车，一家七口上路，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波兰。沿着一条泥土路，车队和扶老携幼徒步的人流，远看像一列蜿蜒的蚁群。
快出村子时，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丽特说，包着黑色头巾的祖母无论如何要下车，而且固执得不得了，不准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着她下车，蹒跚推开教堂花园的篱笆门，走进旁边的墓园，艰难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了下来。
祖母怎么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别呢?英格丽特说，我们都以为，暂时离开一阵子，很快就回来——那块土地和森林，我们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着大家出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张卡片，写了几个字，然后从后门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过一片布满沼泽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进他家门缝里，再冲回来，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我爸看到我直骂。
我给米夏写的就几个字，说，﹁夏天等我回来﹂。
事后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个人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战胜者惩罚战败的德国，方式之一就是驱逐德人。一九四五年，总共有两千万德人在政治局势的逼迫下收拾了家当，抱起了孩子、哄着死也不肯走的老人，关了家门，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辈子以为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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