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氏︵当时单谭氏已怀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请帮我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寻找兄弟。那被寻找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 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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